于右任诗词 于右任在台湾的最后时光:我很穷 没有钱

2018-10-04 - 于右任

有不少人说,1949年,于右任本想留在内地,但被蒋介石派人挟持到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继续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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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强迫于右任上车驰往机场。于右任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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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湾之后的15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院院长一职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院长俞鸿钧一事。

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于右任曾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极其愤慨,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院主持会议,提出弹劾俞鸿钧的动议。“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处境颇为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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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蒋介石造访于右任公馆

这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200人开会,会上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蒋介石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蒋厉声斥责:“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俞鸿钧弹劾案对于右任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更加置身事外,寄情于书法、诗词。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加上签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总共不超过三个字。他最后15年的院长生涯就是这样在台湾度过的。

白头夫妇白头泪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于是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几日前去了成都。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不得不乘飞机返回台湾。他于是更加伤感,常叹息道:“我好想念她们呀!”

他苦等时局的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以及长女于芝秀等亲人。

1958年,正是于右任与他的发妻高仲林金婚之年,但本应在夕阳岁月中相偎相依的这一对夫妇,却被横亘的海峡所阻隔。人们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但当时,老伴在大陆的生活到底如何,他根本无处知晓。于是,他写下那首哀痛的诗:“两戒河山一日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1年,是于右任的妻子高仲林女士80大寿,这样的重要时刻,于右任却不能陪在妻子身边,他在苦闷中给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写了封信,倾诉衷肠。在吴季玉、章士钊的奔走下,这个消息被周恩来得知。周恩来亲自安排,以高仲林的女婿屈武的名义,集合了于右任在大陆的其他亲属,以及老朋友孙蔚如、茹欲立等20余人,在西安为于夫人举行了寿宴。

寿宴过后,高仲林欲写信告诉于右任这一消息,又恐消息如果传到台湾当局耳中,会给于右任带来不好的影响。

高仲林的挚友邵力子给她出主意说,宋代《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也姓周,有一号为“莲花”,便为周恩来取了一个雅号名“莲溪先生”,隐晦地告诉于右任,自己的寿宴,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办得圆满热闹。

伊人隔岸,如何不应?于对此十分感动,思乡之情更甚。

1964年,于右任的好友吴季玉从香港赴台为于右任祝贺生日,谁知这次台湾之行竟成两位老友的永诀。吴季玉的行踪已遭国民党特务侦知,因此抵台后不久即遭暗杀了。于右任闻听噩耗,悲痛欲绝,身体每况愈下,1964年5月1日,也成为于右任在世的最后一个生日。

即使在病痛的时候,于右任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最看重的事往往与文化教育有关。

于右任书法

看书、写字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他在1964年1月14日的日记写道:“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从纸篓中拣回不少珍贵墨宝。

于右任从11岁开始练习王羲之的《鹅字帖》,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碑帖。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最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他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被尊为“一代草圣”。

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讲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就大呼“取墨来”。

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有一两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其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五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右任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右任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00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马上住院,却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将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写下了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的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这是一个意外,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元老级人物当时,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了。

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

1964年1月,当于右任感觉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在日记中对身后事做出了两次安排。1月12日做的安排是:“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做的安排是:“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十几年的乡愁,感情之累积终于酿成一首千古绝唱——《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思乡的心情让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他:“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

于右任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话,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怎么也猜不中是什么意思,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他点了点头。

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86岁。他去世后,杨亮功向资深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反复考虑后,提出一种解法,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

合在一起就表示:将来中国统一了,请将他的灵柩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故人的心思已成天语,而这一解释获得了不少人,尤其是故乡人的认同。陕西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建有于右任故居。六百多年的古槐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荫斜。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他的旧诗飘逸隽永。

于右任的遗体被埋葬于台北的最高处大屯山观音山上,并在玉山顶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于右任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四米高的铜像,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上山的,他们了却了于右任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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