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重炮旅装备 韩复榘断案与治水

2018-10-09 - 韩复榘

导语《我的父亲韩复榘》整体再现了国民党陆军上将韩复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介绍了他的个人生活,对子女的教育,与各方(冯玉祥、蒋介石、张学良、日本人、共产党)的合作、矛盾与斗争,理政情况(公务、文化、教育、剿匪、救灾),时人、后人对韩的评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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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滨简介 周海滨,非虚构写作者。口述历史专栏作家,凤凰网历史专栏作者。已出版口述历史作品:《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回忆父亲张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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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子华,1923年生于北京南苑,河北霸县人,韩复榘次子。1942年入北平中国大学,1945年入乐山武汉大学,1949年5月入北平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

1956年任教于甘肃省电力学校。1979年“右派”平反,后任兰州市人大代表、甘肃省政协委员。1984年后任民革甘肃省委秘书长、民革中央委员。曾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特稿《记亡父韩复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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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审案的荒诞故事屡屡见于书端报尾,不客气地说,这些故事全部是胡编乱造的。尽管这些故事明显不合情理,辨别其真伪也并不难,仅凭起码的常识即可,但事情就是这样奇怪:讲故事的人分明知道是杜撰,还煞有介事地讲;听故事的人也分明知道是扯淡,仍津津有味地听。

为证明韩复榘审案草菅人命,有人编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派一个叫小道的听差去省府送信,正值韩在审问土匪,出于好奇,便站在一边看热闹。审判结束后,执法队误将小道及被判处死刑的土匪一并拖到八号汽车上,准备拉去枪毙。

小道连声喊叫:“我是送信的!”韩说:“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也该枪毙。”原来他误认为他是给土匪送信的。事后,沙月波带着小道的母亲去见韩,问及小道被杀之事。韩笑道:“现在他是小盗(道),将来就是大盗。”

这则笑话编得很巧妙,故事中的人物都有名有姓,又有趣味性,自然流传甚广。1936年某日,在第三路军军法处任职的王慰农与沙月波同车由北平前往保定,王向沙问及此事真伪,沙月波断然予以否认张玉强:《韩复榘讹传故事三则》,《联合日报》,2001年1月12日。。尽管故事中的关键人物都出面澄清了,但该说的还是说,该听的还是听。

1935年,《大公报》某记者有个至亲在鲁北当县长,因走私鸦片烟被关押山东省监狱待处决。记者去山东向父亲求情,父亲不给面子,维持原判。记者恼羞成怒,将官场上的丑闻笑料全部栽赃到他的身上,每天编造一篇登在《大公报》上。父亲虽为封疆大吏,却管不着有中央背景的《大公报》,于是有关他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便在坊间不胫而走。

父亲办案公开透明,速审速决,或生或死,或打或罚,一言而定。不过,偶然遇到较特殊的案件,也有不作结的。这里应说明一点的是,凡是经他审理的案件,都是经司法科或军法处预审过的,他主要的工作是“判”,而不是“审”。

父亲喜欢骑自行车上街,身边只带几名骑自行车的卫士。由于民众都知道他乐于过问民刑案件,因此他一出省府大门,经常有很多人围拢过来,喊冤告状。他每每下车,亲自去接状纸,有时一次能接十几张。这些诉状,有用正式状纸的,有用一般信纸的,还有用各种粗纸的,内容无奇不有。

父亲听说律师娴习法理,能为罪大恶极者避重就轻,且多索取巨额写状费,乃规定凡在省府门前递状者,不得用律师代书。他招考中学生数人,在院东设代书处,免费为告状者写状纸,且要求告状人说一句,写状人写一句,原汁原味,力避曲笔修饰。

但如此状纸呈上来,满目皆是俚语方言、语无伦次之文字,他看了也不知所云,一头雾水。又因告状人多,写状人少,且写得又慢,等一星期仍排不上号者大有人在。他深感无奈,不久便取消代书处,告状人是否请律师代书,听其自便。

父亲到外县巡视,每遇拦路喊冤或上门告状者,无论何时何地皆随时随地审理。

父亲判案有很大随意性,其个人的喜怒好恶,往往影响对案犯的判决。他最痛恨土匪,凡土匪头目皆难逃一死。他最痛恨烟毒,对吸食烟毒者,一律送戒烟所戒断;凡贩卖大烟者,一律科罚;凡贩卖毒品者,一律枪决。他最痛恨贪污,主鲁七年杀掉不少贪官污吏;他对“车”、“行”、“店”、“脚”、“牙”等一干人素无好感,每逢案涉此等人物,先打后问。

遇有涉及妓院的案件,先命公安局查封该妓院,再将妓女送“女子习艺所”改造、择配。他崇尚传统道德,对涉案的“孝子”、“节妇”,优容有加,网开一面;对“不肖”之子及“失节”之妇,则严加惩处。他同情弱势群体,有钱有势的人打官司占不上便宜。

父亲干涉司法,判案主观武断,感情用事,三言两语,粗枝大叶,从法制的角度来看,是非常荒唐的,错判、误判的事肯定也不会少。但他办案也并非一无是处。山东大学教授吕伟俊说:“他(韩复榘)审案干脆痛快,从不压案、积案,也反对地方上压案、积案,这是他的长处,也颇得人心。

他审案也不会全错,否则,谁人还敢冒风险请‘韩主席’受理自己的案子?”“正由于韩复榘能够及时处理案件,并也能判对,所以山东人们才乐意请韩审案,而不告状到法院。有时人这样说,如告状到法院,三两月不给处理,外地来的老百姓光在济南住旅馆(候审)就住不起。”(吕伟俊:《韩复榘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7页。)

有人说,韩复榘在山东杀人过多。其实他杀的主要是土匪和毒犯。

父亲处置土匪严酷无情,究其根源,也是西北军的老传统。宋哲元陕西剿匪,石友三包头剿匪,吉鸿昌豫北剿匪,一概是杀无赦,因此,凡是西北军所到之处,土匪强梁皆闻风丧胆,抱头鼠窜。

何思源几十年后曾说过:“韩复榘也并非以杀人为快事。他痛恨土匪,痛恨烟毒,但想不出其他肃清土匪、禁绝烟毒的办法,所以只能是‘杀一个,少一个’了。”

1935年的洪水一直流入江苏,江苏省官方在徐州以北九十里处筑堤堵水,又在运河入境处堵截,如此便将大水全部堵在山东境内,数十县尽成泽国。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自度理亏,先汇寄十万元,作为帮助山东堵口之协款。实际上,是时七八月间正当雨季,黄河水量最大,尚谈不上堵口。父亲忍无可忍,即调兵一团,协助当地灾民强行扒开截堤,方使部分黄河水顺运河注入长江。据说在灾民扒堤时,军队还开了枪。

山东是天灾频仍的省份,天灾中,尤以“黄灾”危害最甚,几乎是一年一度洪水来,其中三次黄河决口最为严重:第一次发生于1933年8月11日,地点在河南兰封蔡家楼;第二次发生于1934年8月12日,地点在河北长垣县;第三次发生于1935年7月1日,地点在山东鄄城、董庄。三次决口,山东都是重灾区,尤以第三次灾情最重,鲁西十余县尽成泽国,黄水直冲徐州、波及苏北,灾民达五六百万人。

父亲得到灾情汇报后,非常焦急,首先个人捐款两万元,同时鼓励各县县长也带头捐款;规定山东省全体公务员减薪二成救灾;下令各县开仓赈灾;派船赴灾区抢救灾民。

这次水灾造成三十余万无家可归的灾民,这些灾民如何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为此,父亲想了不少办法。

首先,父亲要求把灾民全部疏散到济南及未受灾的各县“代养”一个冬季,因此命令在济南及各县成立“灾民收容所”。他将自家在省府内的寓所“东大楼”腾出一层供灾民居住。冯玉祥在其日记中写道:“山东水灾,把难民移往各县就食,各办法极有道理。至于把省府大楼让给灾民住之事,尤为难得。”《冯玉祥日记》,1935年8月28日。

起初,不少省府官员都怀疑,仅凭当时山东的运力,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将如此众多的灾民转移完毕?但是,父亲却很有信心,亲自指挥调度。他过去曾为其军用钢甲车保留了一部分机车,这次救灾又扣留几辆机车,于是手中有了二十余列火车,再征用全省的长途汽车,派李树春长住济宁督导。

灾民随来随上车,日夜不停运输,列车上还有军队护送。在津浦、胶济两路,灾民列车优先通行,所有客、货列车必须让路。如此一来,在短短的十几天,竟将三十万灾民全部运送到指定地点。

众多的灾民给济南市及各县带来不少麻烦。父亲对各县县长说:“灾民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要好好招待!”他把安置灾民列入考核各县政府政绩的主要内容,还派省府委员、各厅厅长分赴各地检查指导。因此,各县县长均不敢怠慢。

父亲规定:保证灾民每日两餐;保持灾民居住环境卫生;灾民有病要及时延医治疗;安排青壮年灾民打零工,以工代赈;中秋节为每位灾民发五分钱。韩还为收容所灾民规定了作息时间表,组织他们扫盲识字,教唱《剪发歌》《放足歌》,以移风易俗。

由于父亲采取以上种种措施,灾民都得以温饱,没有发生流离失所的情况。

为争取中央对山东的援助,父亲连电南京告急。南京方面虽连续几次派员到山东视察灾情,但迟迟未见行动,而是年早些时候,长江也闹水灾,南京方面却很重视,成立专门的救灾委员会,通令全国公务员一律扣薪救灾。父亲对南京厚此薄彼,很是气愤。

不久,南京又派卫生部部长刘瑞恒来鲁调查灾情。父亲对何思源说:“中央来视察灾情的人已有几批,我们连招待费都花不起了。刘瑞恒不拿救灾现款,就不要来见我!”何思源老实不客气地将他的原话转告刘,并详述亲眼目睹灾区之严重情况。刘瑞恒很感难为情,立即与行政院长汪精卫及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通电话,要来十万元赈灾款。父亲终于与刘见了一面,但态度仍十分冷淡,说话也不好听。

刘瑞恒走了,孔祥熙又来山东,直接去了济宁灾区。父亲乘专车到兖州车站晤孔,二人就在车上会谈。他向孔祥熙要赈粮,并以长江水灾全国扣薪为例,要求铁路征收附捐。二人话不投机,孔祥熙走后,他怒气冲冲回到济南,命令驻济宁的第一专区专员王绍常组织灾民拦截火车,不交款,不许通过,并派兵保护灾民,谁敢动灾民一下,就向谁开枪!

王绍常见他正在气头上,只得唯唯,私下却以为如此意气用事似有不妥,乃敦请李树春、何思源出面圆场。

李、何二人研究出一个加税筹款办法,由何思源向他进言:“救灾全靠中央不行。我们回去开会,自己想想办法,是否可在本省地丁加收一次救灾附捐,每两丁银加收1元,除灾区免增外,大约能收400万元。主席来山东五六年,没有增加过人民负担,为救灾抽一次捐也不为过。

此外还可想别的办法,截火车影响太大,不大合适。”他当时也是一时气话,正需有人转圜,于是收回原话。后经省府会议通过,全省地丁银每两加收救灾附捐1元,除免征者外,当年收入450万元何理路:《韩复榘在山东》,《纵横》1992年第1期,第37页。。

1935年的洪水一直流入江苏,江苏省官方在徐州以北九十里处筑堤堵水,又在运河入境处堵截,如此便将大水全部堵在山东境内,数十县尽成泽国。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自度理亏,先汇寄十万元,作为帮助山东堵口之协款。实际上,是时七八月间正当雨季,黄河水量最大,尚谈不上堵口。父亲忍无可忍,即调兵一团,协助当地灾民强行扒开截堤,方使部分黄河水顺运河注入长江。据说在灾民扒堤时,军队还开了枪。

由于三年连续大灾,水退后仍有一部分鲁西灾民无法重返家园,父亲就在黄河下游的滨县、蒲台、利津、沾化、无棣、广饶等地建立垦区,移民开垦荒淤地,次年移民垦区的就有一万多户。省府借给移民迁徙、定居、开垦、购买农具、耕畜等各项费用;发放口粮、籽种,甚至妇女放足,每人还发八尺布。移民安居后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此项借款再未收回。

抗战时期,何思源兼鲁北行署主任,在鲁北打游击,以该垦区为根据地,那里的鲁西同乡见面非常热情,他们说起父亲来,都说他的好话,尽管那时他早已被蒋介石杀了。

由于父亲救灾卓有成效,受到了南京政府的肯定,嘉奖电称:“该主席筹集赈款,并捐廉为倡,分区救济,计画周详,绥辑流亡,安定地方,厥功甚著。”父亲当年的老长官冯玉祥也表扬他三点:“一,对内之治安;二,对外之不屈;三,办灾之新法。我与有荣焉。”《冯玉祥日记》,1936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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