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读后感3000字】《国学概论》读书笔记

2019-12-05 - 国学概论

P1-4,是曹聚仁先生为本书写的序言《小识》。从这篇《小识》中可以看出,本书整理自章太炎先生为大学生做演讲的讲稿。就本篇序言来说,也有很多曹聚仁先生的见解,比如他认为学习国学有两个误区:

一是认为外国人研究了,国人就必须研究;二是认为既然有像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那么就必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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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是当代国学所面临的两个问题——国学自有其价值,既不会因为外国人研究而变得更加宝贵,也不会因为有领袖的倡导而变得更加不堪。

至于为什么要研究国学,曹先生给出了四个层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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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国学既然是精华和糟粕混合物,如果想分辨就必须研究;二是古代不分学科,为了方便现代及后人的便利就必须研究;三是军阀、卫道士既然总是打着国学的旗号,那么为了揭穿他们就必须研究;四是为了沟通东西方文化就必须研究。

其中的第三条,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重要,因为今天依然有人打着国学的旗号,将淳朴的百姓玩弄于鼓掌之中。只要这样的人存在一天,我们研究国学的理由就存在一天,或者说我们研究国学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揭穿、打倒这些伪君子、真小人。

P5-9,是本书第一章《概论》的引言及甲篇《国学之本体》的第一节《经史非神话》和第二节《经典诸子非宗教》。

引言中介绍了本书的来历——这是作者在东京、北京讲过两遍,这次又在上海演讲的讲稿——以及本书的结构。

第一节《经史非神话》中举了大量的例子,论述了传统经史在被撰写、收集或整理的过程中,都经过了作者、收集者或整理者的细心甄别,属于神话的部分基本都被丢弃了。即或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到的一些近于神话的内容,其实也各有来历,或是古人囿于历史局限而真诚认为是事实。所以经史是可信的,值得研究的。

第二节《经典诸子非宗教》中,首先澄清了“经”字仅指串连成册的书籍,并无神圣意味;再从中国幅员辽阔,亟待解决的是政治管理,而非宗教信仰,来说明中国文化的非宗教化;再以儒、道两家反宗教的思想,最终说明了经典诸子并非宗教典籍的事实。

中国人重视伦理、政治,敌视、无视、轻视宗教,确实是个很特殊的文化现象,值得更多、更深的研究。

P9-11,是本书第一章甲篇的第三节《历史非小说传奇》。本节主要为听众区分了史籍和小说的区分。因为我国历史上,早期的小说常常是野史甚至正史的演义,而史书的撰写又往往因为过于详尽甚至主观而被怀疑为小说,所以对于一般学习者来说,确实存在分别的需要。

章太炎先生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史籍中虽然有很多过于活灵活现的描写,但大多都是作者通过采集亲历者见闻或传说改写的,并非一己之臆测;二是有些看似离奇的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其实只是众多影响历史发展的事件之一而已,其余的作者并未逐一记录;三是史家总以成败论英雄,有时不免说些事后诸葛亮的恭维话或贬损话;四是正史作者在选材的时候,还是非常注重区分材料的可信度的。

其实除上述四点之外,传统史籍中很多过于主观的描写,比如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并不是所谓的“传说”,而是作者认为的“应当如此”的推测,但绝不是一己之臆测。

P11-16,是本书第一章乙篇《治国学之方法》的第一节《辨书籍的真伪》和第二节《通小学》。

第一节中先说一个观点“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馀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尤多”,然后分别列举了三部中的著名“伪书”,并说明有些伪书尚有价值,有些伪书全无价值,且有些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需要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第二节中简单介绍了“小学”,即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并介绍了一些经典的学习用书。

P16-21,是本书第一章乙篇的第三节《明地理》和第四节《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第三章中,介绍了国学视野中的地理,即自然地理——山川河流和人文地理——封国郡县。历史地理之所以难,是因为有些因为年代久远无从考据,有些因为沧海桑田自然变迁,有些因为人民迁徙新旧叠加,有些因为地域广阔中外混杂。所以学习国学,必须通晓地理。

第四章中,作者仅就道德层面提出了现代人容易误解的五种情况:一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近于贵族,郡县时代的道德近于平民;二是相对于国,唐之前的古人更重视家;三是贵族制度就是分封制度,和后世的帝制差别很大;四是古代大夫的家臣对主人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五是汉末不仅要为父母丁忧,兄弟姐妹也要服丧丁忧,唐代松弛,明代成为律令,但只为父母丁忧。

作为讲稿,作者随意举上述五例没有什么不妥,但如果作为一篇文章,甚至一部书来考量,似乎缺乏一些逻辑性。

P21-23,是本书第一章乙篇的第五节《辨文学应用》。主要解释了诗、文和白话三个概念。

作者认为有韵的就是诗,无韵的就是文。而文又分为骈文和散文两种,在作者看来,简单叙事必用散文,兼叙多人多事则比用骈文。虽然作者举出了很多例子,但我依然没有看明白他想说什么。而作者论诗则认为诗必有韵,因为传情必须用韵。这一点我很赞成,无论是格律诗还是自由诗,如果完全没有韵,到底缺了一点诗的味道。

而作者认为白话自古就有,只是后来口语发展了,而书面语并未随之发展而已。而且即便属于白话范畴的佛经和程朱语录,其实也是书面语的白话文,并非对口语的忠实记录。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因为咱们在讨论文言和白话的时候,往往忽略或乱入了书面语和口语的维度,其实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是书面语,不同的是,文言是基于唐之前口语的书面语,而白话是基于唐以后口语的书面语。

P24-37,是本书第二章《国学之派别(一)——经学之派别》。说实话,看得非常费力,因为这些别说读各个派别所传、所注的这些经典了,就是现代通行的版本,我也没有看全。零星记录以下几个要点:

一、六经皆史,《尚书》和《春秋》本就记事,《诗经》以诗歌为形式歌咏了各国和王室的事,《周礼》和《仪礼》讲的是管制和仪注,《乐经》虽失传但也应该是有关礼仪制度的典籍。

二、今文、古文之别,原本是经典来源、文字版本的不同,前者是秦火后学者口传,后者是秦火后出土发掘;但后来逐步发展为研究方法和思想主张的不同,前者其实是根据时代需要灵活解读经典,后者是注重经典本身的含义,不做过度解释。今文经学是两汉的主流思想,古文经学是汉末三国和西晋的主流思想。

三、南北朝直到唐初,经学分为南、北两派,南派在理念上偏于今文经学,北派在理念上偏于古文经学。

四、宋朝时,又因为心学和理学的兴盛,而分为汉学、宋学两派,汉学是传统的儒学,关注的是政治和社会,而宋学是新儒学,关注的是人心和哲理。前者是外向型的,后者是内向型的。

作者在中间还进行了大量的举例和论述,但因为读书少,我都看不明白。

P38-48,是本书的第三章《国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说实话,因为之前对这些了解得极少,而且都没有看过元典,所以很多都看不懂,只记录一些人为该记的东西吧。

和哲学相关的,经书里少,子书里多。周秦诸子中,又以儒、道,法、墨、名五家和哲学关系较大。具体到人,又以老、庄和哲学关系最大,尹文子、公孙龙、惠子的“名学”和希腊的“诡辩学派”相近,可以划为逻辑学分范畴。

章太炎先生认为儒、道两家本属同源,只是儒家视野狭小,道家视野宽广罢了。如《庄子》中对颜回颇多赞誉,但儒家典籍中却记载不多,所以颜回的学说也许在道家得到了传承。而荀子学问传自仲弓,而仲弓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

荀、孟在学问上各有所长,荀子精于典章制度之学,孟子精于小学,但从“学问”层面,孟子更像一个学者,所以重典章制度的荀子认为“性恶”,而注重才情的孟子就认为“性善”了。

庄子和孟子同时,且都和梁国颇有渊源,但二人始终未曾谋面,不想老子和孔子那样,有对面论道的机会。可能是因为孟子不喜欢和人交往的原因。庄子学说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分别对应《逍遥游》和《齐物论》。

汉代可观者只有杨雄、王符和王充。魏晋两朝之所以有很多像七贤一样放荡不羁的人,就是因为统治者拿圣人和礼教来做幌子,文人们只能反对这些偶像了,一如庄子当年非议孔子,只是为了堵拿孔子作为幌子的人的口罢了。

魏晋六朝值得瞩目的是佛教的传入,以及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巨大影响。唐朝可观的只有韩愈、柳宗元和李翱。宋代初期可观者仅周敦颐和邵雍两人。

P48-55,是本书第三章的中间部分。依然还是看得晕晕乎乎,记几条信息。

作者评价北宋学者说:“北宋诸学者,周子浑然元气,邵子迷于五行,张子偏于执拗,二程以明道为精深,伊川殊欠涵养,这是我的判断。”对于南宋学者,作者认为朱熹是揭“道学问”一义,陆九渊是揭“尊德性”一义,他认为陆高于朱。作者还认为:“宋代的哲学,总括起来:北宋不露锋芒,南宋锋芒太露了。这或者和南北地方的性格有关。”

元代、明代王阳明之前的内容,完全看不懂,因为不但书没有读过,连人都没听说过。王阳明原来是研究道教的,后来在贵州当官时,甚至有苗民崇拜他,跟他学习,而《传习录》也是那个时候写就的。王阳明讲究“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作者用佛法讲朱熹和王阳明,可惜我根本看不懂。至于王阳明的后学,也是连人都没听说过。

P55-60,是本书第三章的最后几页,依然保持着云里雾里的状态。记几条自认为有用的信息。

作者认为,宋、明学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守礼教,而后者不守礼教,这也是顾炎武痛骂“王学”(王阳明所创学派)的原因。作者认为东林党虽然能守规矩,但党派气息过于浓厚,用了“臭味太重”一词。作者认为,哲学可以分为“宋以来之哲学”“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欧西的哲学”四类。而欧西的哲学只是理论,未有实验;宋以来的理学不如古代的九流;佛法和古代的九流比肩,但容易使人陷入猖狂,因此要儒、佛兼修。

P61-71,是本书第四章《国学之派别(三)——文学之派别》的总述和“无韵的文”部分。

章太炎先生认为,在文学社上有韵的即为“诗”,无韵的即为“文”。对于这个判断我是不太赞成的,但我也隐约感觉到他的这个标准似乎是为了强调文学的“形式”性,即“文学即形式”。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从心里是赞成的。

先生对“文”的分类也很有趣,有一种清末民初的“中外结合”的风格。文分为“集内文”和“集外文”;集内文又分为“记事文”和“论议文”;集外文又分为子、史、经,和数典之文和习艺之文;而“记叙文”和“论议文”的分类用的又是传统文体“传”“行述”“墓志”“封事”等等。讲得不太系统,我只记几条感觉有用的。

“传”是记述某人一生之事的文体;“状”原本只是考功时的考语,唐代时认为不能定谥,所以也要加叙事。“碑”和“碣”实质相同,只是大小长短不同。东晋因禁碑所以产生了“墓志”,从北朝和唐时开始流行。“奏”是个人所写,“议”是集合多人而成的。“数典之文”是礼制、律令,“习艺之文”是科技、地理。

对于文学派别的论述,章太炎先生基本是梳理了古代散文史,重要的观点有以下几个。

先秦经典在创作时,都不考虑文学性的问题,到西汉贾谊才有“善属文”的记载。而西汉“文人”不单指文学好,更指学问渊博,为人推重;而东汉所谓“文人”,则标准模糊。汉代文厚重典雅,晋代文华妙清妍,前者刚后者柔。

三国至南北朝,文章最好的是陆机。唐代文章首推张说、苏颋,韩柳文章亦出自其中,骈体文则首推李商隐。宋代文章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为最,其中王安石早就较多。大体而言,唐文刚宋文柔。明清文章,则以师承为线索,不以风格论了。

比较有趣的是作者列举了桐城派写文章的几条规则:官名、地名用现制,亲属名用《仪礼》《尔雅》,忌讳科举腔调,不刻意为古,不枝不蔓。

P71-103,是本书第四章“有韵文”的部分,和第五章《结论——国学之进步》,以及附录的五篇补充、争论文章。

章太炎先生对有韵文和诗这两个概念的论述有点混乱,以我的阅读感受来说,他应该是想强调诗必须是注重形式的,而形式中最重要的当属“韵”,所以有韵的未必是诗,但无韵的一定不是诗。当然,这个结论是很可商榷,也的确引发了很多争论。

对于《诗经》,先生认为风、雅、颂、赋、比、兴皆为诗的分类,后三者并不是表达形式。而对“赋”和“雅”的解说也非常有趣。他认为“赋”乃是赋税之义,而收税时需要对照账册一一查对,因此引申出了“赋”这种文体。而“雅”则通“乌”,“乌乌”为秦乐,秦为西周故地,则“乌乌”又是周乐,而“乌”不雅,所以代之以“雅”。这个考证很粗疏,应该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生认为汉赋之后,古诗十九首为最好的诗,再往后便是三曹;其后是阮籍、左思,东晋清谈无诗;之后是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但大谢不如小谢;再往后是沈约、鲍照、江淹,鲍照有汉人风味;之后是唐初四杰,李白、崔颢、王维、孟浩然、张九龄;杜甫之后诗风大变,开始雕琢、用典;之后是韦应物、柳宗元,温庭筠、李商隐;北宋为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南宋为陆游、范成大、刘克庄,黄庭坚。元明清不足取。

就诗歌形式的演变,先生认为四言之后是五古,然后是五律、七古,之后是七律。而词、曲之类则全无论述,看来迟至民初,人们对于词、曲还是很轻视的,并没有太过认真地对待。而对于白话诗,先生则举史朝义的例子加以讥讽,认为是一种“向下堕落”的行为。殊可探讨。

在第五章《结论》中,先生主要谈了经学、哲学和文学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他首先破除了当时人们认为经学、哲学已经研究完了,无法超越前人的观点,提出经学要在清代小学的基础上,进行整体关照的研究思路,且要注意经史须一起研究。

而哲学则要关注“证之于心”,要“自观自得”,说实话,我真是完全不明白什么意思。而文学则要做到“发情止义”,即既要有真情,也要注意文学的形式,如果能很好地努力,诗可以超宋赶唐,文可以超清追明。不得不说,先生真是个好古、崇古之人。

附录的五篇文章,第一篇是邵力子的《志疑》,第二、四、五篇是曹聚仁关于新诗的商榷和讨论,第三篇是裘可桴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精神》。邵文主要谈了“齐家治国”和白话文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邵力子先生反驳了章太炎先生对于“家”的理解,并不赞同他对贞观之治的赞赏;对于第二个问题,则是为了支持白话文而进行的讨论。

曹聚仁先生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信,主要是申明了诗与文的区别并不在韵;第二篇则通过厘清章太炎先生讲稿中有韵文、诗、白话诗三者的关系,而发现章先生自相矛盾的地方,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诗、古诗均有糟粕和精品。

第三篇则进一步探讨韵对于诗的意义:韵不是诗的本质标志,抒情才是诗的本质标志,就像无韵并非文的标志一样,叙事、说理才是文的标志。

裘先生的文章略犀利些,主要是站在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上,对章先生“齐家治国”理解的一种反驳,他认为古代国小家大,且都是用宗法治理,故而齐家即可治国,而之后国愈大而家愈小,所以二者不能就此相通。

曹聚仁先生在反驳章太炎先生“诗歌必须有韵”的观点时,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古人若研究国家,定会说国家必有君主;而现在人却不能因此将没有君主的共和国排除于国家之外,因此诗歌可以无韵。例子非常精当,其实也揭示了文学形式虽然重要,但也许并不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最核心的东西(我好像动摇了,之前在笔记里似乎赞成“文学即形式”的观点)。

全书读完,深为感慨,想起了《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要读的书还有很多,要学的知识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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