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简介 端木蕻良 : 我没有遗弃过萧红

2019-01-23 - 端木蕻良

关于端木蕻良,知道萧红的人对他自然不会陌生,他的身份有很多种,最广为人知的便是“萧红的丈夫”。

或许是受影视作品的误导,或许是受文学传记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对端木蕻良这个人抱有很深的成见,跟很多人一样,提起他,只会不屑地说一句:“哦,那个抛弃了萧红的男人,不提也罢。”嘴上固然这么说着,可是心里也会忍不住怀疑:这个男人真得有那么不堪吗?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拧巴了好久,每次提到萧红,都会想起端木来,越发地感觉他像一个迷,猜不透,看不懂。

在关于萧红的大部分回忆文章里,端木都是以一个负心汉的形象出现的,不负责任,自私自利,贪生怕死,抛弃妻子,懦弱无能……似乎一无是处,令愤怒的读者恨不得将这个他们眼里的渣男从书中揪出来狠狠打一顿。

《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更是否认端木和萧红是合法夫妻的事实,他将萧红的同居情人萧军说成是萧红的丈夫,却将萧红的丈夫端木说成是萧红的同居情人,全书甚至不提端木的名字,只以“T君”代替,他甚至怀疑萧红是被端木气死的,他始终对端木抱着深深的恶意,到死也没有释怀。

被萧红遗弃了的萧军自然是要和骆宾基站在同一战线的,在他们接连不断的攻击下,端木成了众矢之的,简直是百口莫辩。不过他也没有争辩,任凭别人怎么骂,他就是不还口,不解释,像一个谜,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即使有人为他说话,声音也被淹没在了连天的骂声中,于是他就在这样的骂声中沉默到终老。

总而言之,萧红与萧军、端木和骆宾基的恩怨情仇就像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一样,是近代文坛一桩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公案,仿佛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罗生门”。

一直以来,端木都被认为是“二萧”恋情的插足者,婚姻的破坏者,其实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1937年9月11日,由胡风主编的左翼文学刊物《七月》在上海创刊,在胡风召集的杂志筹备会上,端木见到了萧红,她挽着萧军的胳膊,身材纤弱瘦削,脸色略显苍白,但很有精神。端木与她有过一番交谈后,算是正式认识了。

其实早在1936年夏天,端木就见过萧红了,那时的萧红已经凭借着《生死场》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他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也读过她的作品,对她印象颇佳。

端木并没有上前打招呼,只是远远地望着。他发现萧红的眼睛很大,“她身个不很高,可是穿上旗袍和高跟鞋,就显得很修长,体态气质颇有苏州女子的韵致。”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他还在原地痴痴站着,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情感在心间升起,又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

由于战火纷飞,上海沦陷,所以《七月》只出了三期就被迫停刊。萧红、萧军和胡风相继去了武汉,端木则去了上虞,住在他的三哥曹京襄家中养病。

不久,端木收到了萧军的来信,萧军在信中说胡风准备在武汉复刊《七月》,希望他能尽快赶到武汉帮忙。于是端木不顾三哥的劝阻,撑着病体去了武汉。

端木按照萧军信上所留的地址找到了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在一座坐东朝西的小宅院里,他与萧军、萧红小别重逢。

由于当天晚上找不到住处,端木只好与萧军夫妇暂时挤在一张床上,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那个非常时期里并不以为怪,他们都是君子,天真烂漫,坦坦荡荡,并无私情。

端木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到来竟会像一颗石子般在萧军和萧红的生活中惊起一圈涟漪,他明显地感觉到萧红对萧军日益疏远,与自己却越走越近。他为了避嫌便躲着她,但又想要靠近她。其实那时萧红与萧军的感情早已破裂,只是还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和谐而已,端木不久就发现萧军不仅对萧红出言不逊,而且还拳打脚踢。他十分愤慨,愈加同情和关心萧红,他不忍心让这样有才情的女子受到伤害。

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气,性格内向,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我觉得端木比萧军更懂萧红,他与萧红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一点。林贤治先生也认为:

“从写作风格上说,端木更靠近萧红细腻的风格,他的文字中有对土地的热爱,从当时显现出来的文学才华来说也大于萧军。”

萧军在与萧红分手后就去了西安,端木与萧红相处的机会更多了。也就是说,端木是在萧红与萧军分手之后才在一起的,所以他并非第三者。

一个月后,萧军又回来了,他见到萧红对自己非但没有留恋之情,反而铁了心要分手,于是心有不甘的他怒气冲冲地找到端木,要求为爱决斗,终被萧红拦住。

萧军大闹了一场后,众人都知道了萧红移情别恋的事情,端木更是进退维谷。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让萧红一个人被大家指指点点,于是他毅然决定娶她。

萧红极力想打掉腹中的孩子,可是已经五个月了,打胎已晚,无可奈何。

端木的亲戚都在东北,不便前来,于是他请正在武汉的三哥曹京襄做他和萧红婚礼的主婚人。曹京襄对于弟弟的婚事并不赞同,竭力反对,但端木心意已决,不为所动,他只好留下一笔结婚钱后回了上虞。

在武昌大同饭店里,萧红挺着肚子嫁给了端木,这是她此生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婚礼。她穿着紫红色连衣裙,脚蹬黄色半高跟皮鞋,给端木的定情物是鲁迅先生给的相思红豆。

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两人的恋爱经过时,萧红说:

“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情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不管怎样,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给了她一场隆重的婚礼,一个正式的名分,已是难能可贵。

萧红研究者章海宁说:

“我认为端木是个了不起的男人,负责任的男人。我们不太了解这些事实,就把他想象成一个默默无名之辈,攀上萧红这样的女作家。这是把他想象得太简单了,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想,他娶她,一定是因为爱情。

对于萧红与端木的姐弟恋,朋友圈是一片反对之声,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端木在当时的左翼作家群中并不受欢迎,这还得从他的家庭出身与人生履历说起。

端木生于满洲贵族之家,曹家原本是居住在关内的汉人,清朝建立后入关在旗两百余年,在当地声名显赫。端木家境富裕,又是家中老小,父母溺爱于他,所以娇生惯养的他难免孤傲冷漠,甚至有些自私,他的高贵儒雅与文质彬彬与出身贫寒的东北作家群中的大部分作家显得格格不入,必然受到他们的排挤。

1928年,端木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1932年,端木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于名校,受教于名师,他是接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的高材生,是难得的青年才俊。他有非常好的文艺修养,不光是文学,他对书法、艺术和绘画也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他非常有才华,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作家,1936年甚至被上海文坛称之为“端木蕻良年”,假使没有遇到萧红,他依然能够青史留名。

大学期间,端木潜心创作,仅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让他饱负盛名的名作《科尔沁旗草原》,那一年是1933年,他刚刚21岁。

“端木蕻良”这一笔名经常被人误以为是日本人的名字,关于它的来龙去脉,端木的侄子、《我的婶婶萧红》一书的作者曹革平曾解释说:

“上个世纪30年代,曹京平为了掩人耳目,避免被迫害,在写完小说之后,突发奇想,决定给自己起个既不被人猜疑,又让人难以模仿的名字。于是,用了“端木”这个复姓,又把他印象很深的东北红高粱中的“红粱”移作名字。

这样他的名字就成了“端木红粱”。可当时《文学》杂志的主编王统照认为他当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使用“红”字,很容易招来嫌疑。所以,就将“端木红粱”中的“红”字改为“蕻”,“粱”改为“粮”了。但是“端木蕻粮”又不像人名,就又把“粮”去了米字旁改作了“良”。这样“端木蕻良”就成了曹京平的笔名。以后一直使用下来,以致他的本名曹京平,只在亲属和老同学、老朋友中使用。”

端木是《红楼梦》的忠实粉丝,他一生痴迷红学,是上世纪国内有名的红学家。他写过《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颇具影响的红学研究名作。他看《红楼梦》是一年地看,总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百读不厌。他爱《红楼梦》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曹雪芹的真情主义。他曾作过一首咏曹雪芹的诗:

“能哭黛玉哭到死, 荒唐谁解作者痴。 书为半卷身先殉, 流尽眼泪不成诗。”

他也喜欢写出了《红楼梦》的曹雪芹,是因为他爱美,他真情。他写了一本名为《曹雪芹》的传记,是难得的名作,他只写了上卷就离世了,后来他的妻子钟耀群替他完成了下卷。

这就是端木,一个柔弱的书生模样的性情中人。

端木备受世人诟病的原因主要是世人认为他曾两次遗弃过萧红,一次是在武汉,一次是在香港。

婚后不久,武汉时局突变,日军大举进攻,端木和萧红决定撤离武汉,前往重庆。

此时去重庆的船票早已售罄一空,萧红委托在左联的朋友罗烽帮忙买票,但他费劲力气只买到了两张票,三个人两张票,这就意味着端木和萧红两个人只能走一个,谁去谁留,难以抉择。萧红坚持让端木先行入川,端木同意了,他因此备受唾弃。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写到此处时,将端木的做法直接写作:“遗弃”。

端木后来对此事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本来是准备与罗烽、白朗、萧红我们遗弃走的。但是罗烽去买票,没有买到那么多票,白朗和罗烽母亲先到了重庆的江津。罗烽后来又买到两张,萧红就说,她和罗烽一起走不合适,票又是罗烽买的,因此要我和罗烽一起走。当时,白朗已走,萧红肚子又大,她和罗烽一起走是不太合适,万一路上出点差错不好办。我托田汉的爱人安娥,她说她有办法,萧红和她一起走。这样,安娥是女的,我就放心了。”

只是端木没有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快,他刚走没几天,武汉就遭受到了日机的大轰炸,形势危急,田汉因工作不能成行,安娥也去了南方,萧红成了孤家寡人,只得去投奔位于汉口的“文协”。

直到9月份,萧红才买到船票,与李声韵结伴而行。李声韵半路生病住进了医院,她只得独自赶船,历经十来天终于抵达重庆,端木亲自去码头接她。在此之前,他已经谋到了一个在大学当兼职教授的工作,也为萧红来重庆找好了临时落脚地。由于轮船“晚点”,当时的通讯又不发达,端木第一次没有接到萧红,第二天再去,才接到了她。

端木很忙,要教课,要写作,还要编刊物,忙得自顾不暇,只得把萧红送到江津白朗家待产。

萧红生下一个男孩,三天后就夭折了,死因不明。

经过此事,萧红越来越敏感,她把端木当成了自己身边的隐形人,她心中对端木自然是有怨言的,所以她从来不在朋友跟前维护自己的丈夫,反而总是表示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如此一来,朋友对端木都十分鄙夷,而这一桩“船票”事件,更是成为了他们用来抹黑他的最强有力的依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萧红不谙世故,端木亦是。那时的他还是个心智未成熟的大男孩,生活能力差,凡事都需要萧红照料。

对于这张船票,萧红和端木之间肯定有过争议。端木的性格懦弱,心思又没有那么多,萧红则显得很强势,于是他就依了她。

试想,如果萧红先走,到了重庆人生地不熟,她如何安顿自己的生活?一个孕妇自己跑到重庆,是不是更麻烦?而如果端木留下来,他这么一个不善于交际的文弱书生,又怎么能再买到船票?因此萧红考虑的是端木的安危,她认为自己在关键时刻还有很多作家朋友,大家不会扔下她不管的,所以她坚持让端木先走。

端木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我相信他的解释。

1939年,日军敌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端木和萧红考虑离开重庆,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以便于养病和写作。虽然此时端木已经拿到了复旦大学全职教授的聘请书,但考虑到萧红的身体,他毅然舍弃。端木想去桂林,萧红想去香港,一番争执后,他们最终去了香港。

在香港待了两年,萧红写出了三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呼兰河传》、《马伯乐》和《小城三月》,皆是传世之作。端木写出了《风陵渡》、《新都花絮》、《北风》和《科尔沁前史》。从著作数量中可看出,他们在香港的日子还是比较和睦美好的,否则怎么会有心情和精力写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据端木在香港时期的同事回忆说,萧红整日忙着写作,很少出门,端木被朋友拉去喝茶,每次在茶馆里坐不了一会儿,他就说:“出来很久了,家中只有萧红,要早点回去。”

诗人柳亚子曾去探望过萧红,亲眼目睹了端木侍奉在萧红病榻前的情形,因“感其挚爱之情,不能弥忘”而写下“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的诗句赠送给他们。

骆宾基说在萧红病重期间,端木遗弃妻子独自突围,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因为骆宾基是当事人,是陪伴萧红度过最后一段日子的人,大家认为他的说法具有权威性。

端木到底有没有遗弃过萧红?这又成了另一个“罗生门”。

1980年6月25日,端木在位于北京的家中接受了美国学者葛洪文的访问,当葛洪文问起他这个问题时,他先是哽咽,然后竟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起来。葛洪文感到十分惊讶,他觉得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只是端木始终不肯说明,他也只好作罢。

直到2009年11月,章海宁访问端木的遗孀钟耀群时再次问及这一事情,钟耀群犹豫了很久,最终哭着把实情说了出来。

钟耀群说端木对自己说过,他把萧红安置进思豪大酒店后,确实离开过,那是因为他回酒店后发现了萧红与骆宾基的私情,一怒之下他立即离开。但是他一想到萧红正在病中,实在不忍心丢下她不管,于是一周后他便又返回了。

这就是“端木丢下萧红独自突围”的真相,此时萧红已经长眠67年了,骆宾基已离世15年了,端木也已走了13年了,这个秘密,他守了54年。

若不是钟耀群,我们不会知道真相。钟耀群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她既想保守秘密又不愿亡夫再被人误解,两头为难;她之所以痛哭,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说出真相违背了端木的意愿,心有愧疚。

1942年1月22日,在战火纷飞中,半生飘零的凄苦才女萧红病逝于香港,端木亲手为她合上了眼睛。

端木在晚年详细说明了萧红病逝的整个过程:

“萧红先后被转送了几家医院,由于日军的军管和缺医少药,最后病逝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里。当时环境恶劣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日军要求港人尸首必须统一集体火化或裸尸埋葬到某一规定地点。为了让萧红的遗体得以单独火化以抱住骨灰,我冒险争取到负责处理港岛地区殡葬事务的马超棟先生的帮助。1月25日和26日,我把萧红的骨灰分葬在浅水湾和圣士提反女校后土坡上。”

马超棟先生后来出面证实了端木的说法。

萧红死后,端木为她整理好仪容,请来一位摄影师为她拍了遗容,又剪了一缕她的头发,小心地珍藏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守在萧红的遗体旁,等待尸体入殓。马超棟先生亲自为萧红殓尸,他也读过萧红的作品,对她的不幸身亡十分痛惜。

当时的香港只有两个火化场,一个是给普通市民用的混合集体火化炉,一个是位于东区跑马地背后,给日本人专用的单独火化炉,马超棟先生打通关系将萧红送到了跑马地火化场。端木特意给了负责火化的印度工人一笔小费,拜托他精心火化。

日本人在香港到处杀人,每天都有人死亡,跑遍全岛都买不到骨灰盒,无奈之下,端木只好敲开一家古董店的大门,在老板诧异的目光中,买了一大一小两个素色的瓶子。将萧红的骨灰装在两个瓶子里。

端木后来曾回忆说,当时硝烟弥漫,血腥扑鼻,开不了车,他只得蹒跚步行,艰难地爬过山路,揣着预先写好了的“萧红之墓”的木牌,捧着骨灰瓶到了浅水湾,用手和石头挖地,是他亲手埋葬了她。

萧红的身后事,端木处理得很妥善,尽心尽力,他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与义务,就冲这一点,我也要为他点个赞。

1988年,萧军去世。

1994年,骆宾基去世。

1996年,端木蕻良去世。

这三个男人生前都声称自己才是最爱萧红的人,于是他们不仅表现在嘴上,而且也体现在行动上。

骆宾基于1946年出版了《萧红小传》,这是第一本关于萧红的传记,当时默默无闻的他借着萧红的名气一举成名,坦白讲,如果不是萧红,谁会知道他的名字呀?

萧军于1978年出版了《鲁迅给萧军萧红书简注释》和《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靠着这两本书作为他重返文坛的资本,在晚年还火了一把。两部书的写作基础主要是依靠萧红的信件。与萧红分手时,他索要回了自己写给萧红的情书,却拒绝归还萧红写给他的情书,精心保存了半个世纪,终于派上了用场。萧红生前一向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而他却将她的隐私公布于世,其行之卑劣,可见一斑。

端木蕻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版过一本与萧红有关的作品,也没有说过一句对萧红不利的话,一直保持着久久的沉默,直到晚年才被打破。

萧红去世后,端木每逢她的忌日变回焚香祭奠,作诗悼念。他经常去她的墓前献花和扫墓,如果他有事去不了,他总会拜托在香港的朋友代他前去。

1955年,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端木被叫去谈话,领导认为萧红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他听后激烈反对,怒气冲天地冲领导吼道:“鞭尸是封建帝王的做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我决不许污蔑萧红!”

1957年萧红骨灰被迁到广州市的银河公墓,呼兰县一直致力于将萧红墓迁回呼兰,但多年来和广州交涉始终无果,遂求助于端木。于是他把自己珍藏了50年的萧红遗发拿了出来,亲手交给了她的家乡人。

1960年,在萧红去世18年后,端木蕻良才与钟耀群结婚,并相伴终生。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端木从来不看,他的亲朋好友都劝他站出来澄清与辩白,但都被他拒绝。他毕生顶着巨大的压力,守口如瓶。

直到晚年,他的沉默终被打破,他说:

“我对萧红的感情,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1985年,73岁的端木重返当年他与萧红举行婚礼的大同酒家,只叹物是人非事事休。

1987年11月4日,端木与钟耀群一起到广州银河公园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题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从中不难看出,萧红在端木心底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性格内向孤傲的他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亡妻的思念、哀悼与忏悔,可惜她再也听不到了,她注定要一个人走路,或许这就是一个悲情才女的宿命。

1992年11月,在萧红离世50年之后,萧红青丝冢在呼兰西岗公园落成,萧红的家乡终于建成了萧红墓,墓碑上的“萧红之墓”四个字,是端木亲手所题。

1996年10月5日,端木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

他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分四处安放。一处放在东北故乡,一处放在北京寓所继续陪伴家人,一处放在北京西山樱桃沟,传说那里是曹雪芹待过的地方。最后一处放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旧址,因为那里是萧红骨灰的安葬之处,他要去陪伴她,从此与她在地下长眠,与她永不分离。

究竟谁才是最爱萧红的那个男人?我想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他没有遗弃过萧红,生前没有,死后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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