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冤案谁是主谋 反右著名冤案“胡风案”的“污点证人”到死拒绝反省

2019-01-23 - 胡风

核心提示:2008年,何满子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对记者说:我估计,舒芜在有生之年不会反省。

本文摘自《那些有伤的读书人》,作者:谢志浩,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08年,何满子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对记者说:我估计,舒芜在有生之年不会反省。一年之后,2009年5月8日晚,曾遭政治风浪侵蚀的何满子,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百日之后,2009年8月18日晚,政治风浪中摇晃了一辈子的文化老人舒芜,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

(一)桐城文化世家

追寻学者的成长足迹,不难发现,家学与师承是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周一良、何满子两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启蒙,富有学养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当然,舒芜的家境,比起周一良、何满子要逊色,但毕竟身属文化世家。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尽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芜接受唯物论后,对于桐城文化,丧失起码的温情的敬意。把自己成长的积极因素——文化世家,看得很淡。大概,舒芜出生的时候,新文化已经如火如荼,"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早被新文化巨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对于桐城文化的背叛,所达至的自觉,不免让人惊悚。

舒芜迫不得已,述说家世,也要条分缕析"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主动划清文化界限。方苞人家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属于"鲁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称得上簪缨世家,锦绣文章。"小方"很晚才发达起来。

世家大族,难免错综复杂,历史上积累的矛盾,自然不少。中国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国,都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科举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读传家,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文化上,不仅是社会基本的细胞,简直可以说是基于血缘的文化共同体。乡土中国,文化世家俨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范,对于族内子弟,它所产生的效应,自然是不能低估的。

舒芜的曾祖,已经开始诗书传家,祖父帮吴汝伦办理教育;父亲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晚年任职中山大学;叔叔方孝博曾任职中央大学、兰州大学,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学。九姑方令孺与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诗人,母亲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老先生的女儿,文学史家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邓以蜇、宗白华、张漱涵、包柏漪都是"鲁谼方"大家族谱系中的一员。

难怪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宁胜先生,在《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以鲁谼方氏为中心》中赞誉:"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世家,自雍正、乾隆间方泽起八世薪火相传,墨香未绝,不惟桐城望族之仅见,即置之海内,亦足称道。"

现代新文学,正是在与桐城文学传统的决裂中,成长壮大的,但是,作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芜,倾向于新文学,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

(二)学术和思想的师友

舒芜、王元化、何满子三位胡风分子,按理说,属于"五四"的产物。何满子生于1919年,王元化生于1920年,舒芜生于1922年,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他们属于第四代。这一代,可以说是百年学术史上最可怜的一代,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这些第三代学者,还是比较从容地吸取学术营养,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比起第四代,还是多了一份理性和雍容。

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责何满子、王元化、舒芜,而是说,时代已经不允许他们从容地选择了。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救亡压倒了启蒙。1937年抗日战争,三位还不到18岁,争取国家的自由,已经迫在眉睫,个性解放的议题,只能退居"二线"。激情的文学比起平实的学问,也许更能抒发愤懑,这就是为什么热血青年、争自由的国民,能够融入到讲究纪律和献身的集体的原因。

谢泳先生在《舒芜:回到起点》一文中,为舒芜没能进入大学深造,深感遗憾。并进一步设想:如果追求自由的舒芜能够进入大学,对于民主的理解,自然会有所不同,可以成为最后一批自由主义者。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妙的假设。1922年出生的舒芜,如果18岁进入大学,应当是1940年。如愿以偿,进入西南联大,依照舒芜的心性和志趣,西南联大岂不是多了一位学运骨干?

民国时期,重视学历,但并没有废弃学力。舒芜中学肄业,就开始为人师表。通过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叔叔举荐,担任黄淬伯先生的助教。舒芜把有关《墨子》的论文给黄老先生看过,经老先生首肯,得到先生的提携。黄老先生走到哪里,都把舒芜带上,老先生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舒芜从助教直接被聘为副教授。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现代学府中少有的女儿国,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镇,魏建功、李霁野、张维华皆一时之选。胡小石、黄淬伯、台静农先生先后主持国文系系务,副教授有吴白匋(著有《风褐庵诗词集》)、詹锳(著有《文心雕龙义证》)、姚奠中(著有《庄子通义》)、宛敏灏(著有《二晏及其词》)、柴德赓(著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1949年以后都成为名教授。

颖异好学的舒芜,既是桐城文化世家,又具有新文学的视野,在白沙与学术俊彦切磋唱和,假以时日,理应创获颇多。

冥冥之中,舒芜人生当中,总是呈现复杂的张力;这位桐城文化的不肖子,把对桐城文化的偏见,带到古代文史研究的所有领域。舒芜以为"弄旧的东西,只是挣饭吃的‘职业’,而‘事业’另有所在,在新文学新文化方面"。舒芜,倒是有一点先见之明,未卜先知,预见到"古文化"在新中国,仅仅具有被批判的价值而已。也许,舒芜做梦都没有想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学竟会如此吃香!

寿则多辱!

(三)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舒芜原名"方管",舒芜是"方管"投稿所用的笔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据说,"舒芜"要用桐城方言来读的话,就成为"虚无"。对古文化的绝望,使得舒芜对新文学产生无限的神往,甚至连带旧文化做人的准则,舒芜都弃之如弊履。

历史很有意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四位新文化的巨擘,其实,所秉持的道德底线,都不是新颖的;新文化所孕育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对文化,还是道德,都是新颖的。这一点,在"胡风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何满子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胡风分子,最大的悲剧在于,原本属于"非利益相关者"。他根本不认识胡风,也没有文字上的交往。但是,在政治领袖预设的囚徒困境中,无辜的何满子,只是由于和胡风的一些朋友有些交往,就戴上右派帽子,并被发配宁夏。

至于胡风的朋友,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扼腕,让人浩叹!王元化差一点精神崩溃,胡风更是"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事件"据说株连两千多人,试想,这两千多人的兄弟姊妹,能不遭受株连?家属的家属,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学生的学生,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这些人的上学、参军、提干,都遭遇一票否决。

"胡风事件",之所以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在于把私人信件当作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罪证,公权力堂而皇之侵入民间社会。舒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就在于,不管出于压迫,还是出于投机,迎合了全能政治的需要,成为"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事件",这场特大的现代文字狱,尽管已经平反,但是,它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和恐惧,并不是随着胡风分子的逝世就能够自然痊愈。值此舒芜去世之际,理应不再纠缠舒芜的道德底线,而是深切反思"胡风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建设容忍异见的自由空间,如此,才能告慰所有"胡风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产生不再摇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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