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航理想的终极是精神 周航:理想的终极是精神|创业者与茅于轼

2019-01-23 - 周航

差不多十多年前开始,我毛遂自荐地向茅于轼先生主持创办的“乐平基金会”捐款(当时叫“富平基金会”),自此开始和茅先生结缘。后来因为兴趣,也向“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课题捐过款,再到后期受邀参与一些“人文经济学会”的事务。我很有幸以自己微薄的能力参与其中,支持了茅先生创办的几项颇具意义的公益事业。

茅先生非常忙,八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勤耕不辍,粗略统计一年出差居然有60多趟,所以我们平时也少有往来会面,也就是逢年过节时,如果恰逢茅先生有空,去他家坐坐或一起吃个饭。在这十年中,我和茅先生的交往真可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从中却得到很多启发和成长,现在想来,茅先生的很多方法论、价值观和心态都是值得我们创业者学习的。

我和大多数普通民众一样,在经济学领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的知识,但我们每个人在工作、生活中都有切身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感受。所以,面对媒体的“标题党”,我们都会本能的用立场和情绪作出反应。第一次听到茅先生发表“不应该保留所谓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报告时,我本能的想这是不对的,我们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土地稀缺的国家怎么能不确保耕地安全呢?又比如茅先生提出“廉租房不应该有厕所”,大多数人的反应也是这个措施对穷人太坏了,凭什么房叔房嫂们住着几十套豪宅,小老百姓租个廉租房却连厕所都不给建,还拿我们当人吗?不对,太不对了!

当我带着这些疑问气势汹汹的问茅先生时,他依然微笑和耐心的用我能听得懂的经济学常识和逻辑向我解释,慢慢的我懂了一些道理,我明白不管多么美好的初衷,多么漂亮的表达,判断一项经济政策的好坏,最终还是看结果,而不是看动机或意愿,有一句西方谚语说,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善意,多少坏的结果是好意愿、好动机造成的。

还有一句中国古语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本身不会创造财富,无论口号多么漂亮,它们都只是不同形式花纳税人的钱而已。这两句话,能帮助我们判断政府经济政策的好和坏。

总之,一句漂亮的口号,不一定能带来漂亮的结果;同样,学者一句咋听上不顺耳的观点,也不是学者多么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而是这些逆耳的学术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再三。很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很容易被忽悠被蒙蔽,不太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

在普通民众看来,茅先生所谓的争议性在于他提出的很多主张,乍一听一看很骇人,很不舒服。我在这里无意为茅先生的这些主张见解辩护,而是想说面对外界的观点,我们最好多些“独立思考”。

我总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和茅先生讨论一些经济现象。我记得在创办“易到用车”之前,我比较认真的研究过中国的城市交通,特别是出租车市场,就“出租车行业是否应该有数量管制”的问题上,我和茅先生的意见不同,当然,和茅先生讨论问题永远不会陷入所谓争辩的语境,他总是平和的和你相互启发探讨,结论总是开放的。

这反而促使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记得后来花了几天时间,自己建了个简单的模型,愣是把出租车的路面负荷问题给弄出了个结论。这对我后来制定易到的定位和策略有很大的帮助。

互联网行业,创投领域本身热点多,变化快,我们身处其中,几乎每天都有新鲜事情吸引我们关注。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大多也很敏感,所以我们在微博上、群里天天看到大家在转发新事物,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会儿大数据O2O了、一会儿社会化&自媒体了、一会儿VR & AI前端到不行,最近又超级IP &网红直播电商了.

.. 单看看最近一个月,评价专车市场的网络文章成百上千了吧,哪个微信大群里没有几十个人在盖楼讨论和吐槽呢?刷屏刷的我也快吐了。

说实话,我对那些“你怎么看?我看好不看好......”之类的言论最不感冒,为什么呢?一来觉得咱们最好做自己这个领域的最精深的专家和权威,别天天平白消耗时间和精力聒噪的当“行业评论家”;二来觉得大多数的言论都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独立思考”。

为什么“独立思考”是对创业者而言是那么的重要?只有“独立思考”才可能是深入的,只有“独立思考”才可能形成你自己的一套“体系”,你的产品、公司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而不是今天人家说这么是对的,你就这么干,明天人家说那是错的,你又轻易放弃了。

只有真的相信“独立思考”,你才会明白为什么copy、山寨不可能走多远。一句话:如果你真的想以创新取胜,首先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当然,现实对“创新、体系”的拷问一直都在,我们当以独立思考去坚持做心中真正认为对的事,而不以没有立场的“创新”去逃避现实的追讨。

我们从小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很容易让我们习惯于尊卑和等级的人际关系。我们特别容易前恭后倨,见着大官大企业家,恭敬的不行,腰都不自觉的弯了下来,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说,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说不同的意见说得不好让人笑话还得罪人,何必呢?所以我们更习惯在背后非议或批评。

心里对所谓比自己不如的人呢?又倨傲的不行,言语间不自觉的就容易居高临下,一副不容置疑指点江山的样子。特别是你要当个所谓老板,一方面强调企业文化,teamwork,一方面又是这副嘴脸。哎,我想着自个就是这副德行,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子,再找个地缝钻进去。

而茅先生则向我们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谦谦君子”的风采。

(绘:陈流)

从茅先生给我回的第一封邮件开始,落款始终都是“茅于轼上”,据我所知,不是给我是这样,给所有人都是如此。人文经济学会是茅先生和一帮年轻人创建的,在公共邮件组里,回复邮件最勤快、回复邮件最多的也可能是茅先生。

原来我想约茅先生,还想通过基金会的同仁安排,哪知他们说不用这么麻烦,你自己给他打电话或写邮件直接约就行,茅先生总是非常爽快直接的回复说行或不行,如果不行哪天可以。这样的交往让人感觉非常的轻松自在,搞得甚至有些放肆了,有几次甚至很过分打电话过去说,今晚有空的话,请您吃个饭?按礼数:“请客三天为请,两天为叫,一天叫提溜”的话,我则太失礼了,而茅先生从未因为这些小节有过任何计较。

最近有一次公开的活动中巧遇茅先生,我跟茅先生说:“我这边还是一桌的朋友,很仰慕您,希望能和您打个招呼。”茅先生是主宾,整个活动过程不停的有人前去问候,按照一般的情形,我们一大帮人一时半会是凑不上去了。我们就自己聊的不亦乐乎,都把这事快忘了,没想到茅先生老远径自走来,和我们桌的每个朋友打招呼,满足大家签书合影的要求。

我站在后面,扪心自问的想,以我自己现在这境界着实做不到。因为筹办“人文经济学会”的事,和茅先生以及一群同仁最近比较频繁的开会。

好家伙,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们真是蹬鼻子上脸了,噼里啪啦,自己都说的痛快,茅先生起草的“人文经济学会宣言”也被我们这些人翻来覆去的批评建议修改,茅先生却总是平和的接受大家的意见。

我接触过不少的企业家和官员,也都要表现出自己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来,但大多都是比较刻意为之的,一个人心里的真实状态其实对方都是感受的到的。而茅先生真的是骨子里对人的平等尊重。不论财富多少,官职大小,学识渊博与否,年龄长幼,一律平等尊重。

茅先生名声在外,平日里攀附结交的,采访的,想利用茅先生的学识名声寻求帮助的云云,我们都有点担心茅先生会被动机不纯的人利用,白白毁了自己的清誉。而茅先生却从不对人设防,简直单纯的象个孩子。

恰恰,茅先生这种对人真正的平等尊重和信任,却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茅先生在退休后创办的这3份公益事业,吸引和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华人圈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们,中国最有实力的企业家们,一群非常优秀的NGO精英们,都视茅先生为精神领袖,不管是在经济学研究,创办社会企业,还是面向大众传播知识都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公益事业里,无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乐平基金会,还是人文经济学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力量。

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看大专辩论赛看多了,我们似乎已经不会正常讨论和交流问题了,但凡观点不一致,就开始争辩,好像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好吧,就算你把别人辩倒了,那又怎样?

一个文明和理性的交流应该是平和包容和富有逻辑的,反之,一个暴力和情绪化的对话往往只有立场和被表面的情绪左右。难怪我们常常抱怨说当下的中国人浮躁,社会充满戾气。你看看微博上的争吵对骂和污言秽语讥讽辱骂,你觉得对吗?批评整个中国社会的时候,想想难道我们自己不是其中的一份子吗?

我觉得茅先生在“人文经济学会”的宣言里有一条说的特别好:“本学会的学风是提倡互相学习,多学别人的观点,用别人的立场体谅别人的思维,从而获得自己的进步,而不是以说服别人为己任。学会禁止用挖苦讽刺的语言讨论问题。本学会鼓励人们发挥童真的好奇心,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自己求答案,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茅先生就是这样践行的,最近有些人因为观点立场不同,对茅先生言语粗暴,甚至人身威胁,你可曾见过茅先生有过任何争辩?对骂?以牙还牙?哪个社会都有左中右派,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更是多元化的。 你可以不同意茅先生的观点,但请你想想,在文明和暴力中间,你认为哪个更有力量,人们更向往文明还是暴力?答案是不言自喻的。

在茅先生与我们的交往中,我体会到真正的沟通交流的价值何在?那就是倾听,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体会他的思想,把他人的智慧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从而让自己得到收获和进步。

当我们面对问题特别是挑战的时候,很容易被当下的情绪所左右,从情绪出发的直觉往往会让我们失去应有的判断力从而作出错误而且执着的决定。所以,做决定时特别需要理性和逻辑。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有严密的逻辑,当你有一个决定后,不妨想想这背后是否可以有一套完整而合理的逻辑支撑呢?

人性的弱点很容易“归功于己,归因于外”。什么意思呢?做的好了,就是自己多么厉害;搞砸了,客观的一大堆的原因,总之不是自己有问题。那进一步试想一下,如果你没问题,那下次你还是会被同样的问题搞砸。你都没问题了,那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吗?所以,有责任感的思维是不是应该“归因于己,归功于外”?从得失中发现自己的问题,从而自我学习到经验或思想;同时多想想成功的外部因素,对他人多份感激之心,对创业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把“自大”关进笼子里。

我相信如此你会更享受创业之旅的。

茅先生的著作很多,文风朴实易读,我推荐大家都读一读。特别这两本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和《人文经济学》。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有机会我希望能请到茅先生来做个《创业者三讲》。

我这里说的,更多的是茅先生的人格和道德的力量,我的一个朋友说,“无论是道德感召世界还是思想启蒙世界,先生皆有大为。”我喜欢这句话。可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茅先生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证明出“择优分配理论”的,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第一项拿得出手的成就。

考虑到当时没有任何外部参考材料、完全靠自己摸索,这一成就是卓越的,由此可以看出茅先生智力和思想的穿透力,所以张维迎说,茅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

我还记得茅先生说过一个细节,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天,他走在北京的街上,看到所有的人都在痛哭流涕,但他没有哭,他在心里默念一句话:中国有救了。这在当时是多么唐突、大逆不道的一句话,但历史却无情证实了他的洞察。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少数人看清了历史。

我想茅先生并不害怕来自权势的明枪暗箭,也许茅先生的无奈和尴尬正在于此——他奋不顾身想去启蒙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总是反馈给他最大的骂声。我们应该想想这里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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