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帘听政现在比喻什么】两宫太后是如何一步步垂帘听政

2020-02-15 - 垂帘听政

咸丰帝为防止皇帝的大权旁落,排除赞襄政务八大臣挟制天子的可能,临终前将自己非常喜欢的两枚私印“御赏”和“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以此作为最高皇权的象征,同时特别规定,凡是皇帝的谕旨,在起首处,必须钤盖“御赏”印,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

【垂帘听政现在比喻什么】两宫太后是如何一步步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现在比喻什么】两宫太后是如何一步步垂帘听政

咸丰帝虽将“同道堂”的印章交给了儿子载淳,但当时载淳只有六岁,既不能妥善保管,更不能有效使用好这一印章,只能由他的生身母亲懿贵妃代为保管。于是,懿贵妃便顺理成章地取得了代子钤印之权,而这一代子钤印之权,如果运用得当,则可取得无异于皇帝的无上权力。两宫太后所具有的这一无可置疑的钤盖印玺权,可以对赞襄政务八大臣形成一定的钳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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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咸丰帝弥留之际的这一“后事”安排,两宫太后除了上谕的“钤印权”,既无实际的“理政权”,也无“听政权”,更无通过垂帘的形式直接出面临朝听政的权力。

慈禧与慈安太后首先利用这一上谕的“钤印”权,向以肃顺等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发难,要求两宫太后不但具有上谕的钤印权,而且具有实际上的处理朝政、国政之权。

【垂帘听政现在比喻什么】两宫太后是如何一步步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现在比喻什么】两宫太后是如何一步步垂帘听政

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认为,自己是受咸丰帝的临终顾命,具有赞襄一切政务的全权,因而坚持凡是需要颁布谕旨诏书等,皆由赞襄政务八大臣全权拟定后上呈,两宫太后只管钤盖印章即可,至于谕旨的有关内容是否得当,两宫太后则不必过问,更不得更改;朝廷各部院衙门及京内外大臣所上的奏折等,也不必呈给两宫太后阅看。

【垂帘听政现在比喻什么】两宫太后是如何一步步垂帘听政

这就意味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全部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之手,两宫太后没有一点儿实权,只不过是循例钤印的工具而已,核心问题是两宫太后不得理政。

然而,两宫太后对于这一关乎清廷最高权力归属的问题,没有丝毫的软弱与退缩。双方为此僵持了四天之久。最后,赞襄政务八大臣做出了让步与妥协。两宫太后取得了谕旨的发布权、奏折的阅看裁处权、大小官员的任免权,也就是说,两宫太后具有了几乎与皇帝相同的“理政权”。

9月13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陈《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共计提出了四点要求。董元醇奏折中第二、第三、第四点的内容,并没有引起两宫太后的特别关注与兴趣,而第一点,即其所谓的现在正值天下多事之秋,而皇帝陛下尚在冲龄,不能亲政,因此必须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以防其他朝臣干政把持。

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益加敬畏,满朝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我大清朝虽然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这一要求,显然正中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的下怀。

在此以前,两宫太后虽然取得了上谕的钤印权,后来又取得了谕旨的发布权、奏折的阅看裁处权、大小官员的任免权等理政权,但所有这一切,皆要隐身于宫内,而不能直接临朝理政。

如前所述,在正常的封建皇权运作体制与程序下,皇帝的听政即是理政,听政与理政互为依存,互为补充;如果说听政是理政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理政则是实质性的内容,那么这种听政与理政则是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或是无缝式的对接,皆属于封建皇权运作的不同表现形式。

但是,在小皇帝不能亲裁政务,需要由太后代为裁理政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太后仅仅是隐居后宫,对皇权有所影响掌控,而不能直接出面临朝,召见大臣,亲传口谕,发布诏令,实施其最高与最后的军国政事裁可大权的朝局。

从这个意义或角度来看,没有听政这一形式的所谓理政,其实是不完整、不完全的。也就是说,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所热衷所希望的是名副其实的以“垂帘”的形式,直接出面临朝的“听政”与“理政”,取得至高无上、乾纲独断的“理政”权力。

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对于董元醇这一明显为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张目争权的奏折颇为不满,只等两宫太后将奏折发下以后,即予以痛驳严惩,以杀鸡儆猴。

两宫太后或是因一时间畏惮于“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制家法,尚拿不准究应如何处理表态,或是为了试探一下八大臣对此极端敏感问题的态度,决定先将其“留中”,迟迟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发下。9月14日,赞襄政务八大臣派人前去催要,奏事处太监回话说“西边(即慈禧太后)留阅”。

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催要董元醇的奏折甚急,两宫太后于9月15日召见赞襄政务八大臣,坚定而明确地表明她们决定接受董元醇的几点奏请,命他们即刻办理三件事。第一件事即是,“饬令廷臣会议”,就有关两宫太后“垂帘权理朝政”之事,提出具体办法。

肃顺等八大臣不肯再做妥协退让,群起“勃然抗论,以为不可”,毫不客气地说:臣等只是受命“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据时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载:当时,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已经无所顾忌,“三人纠党忿争,声震殿陛”,结果吓得小皇帝载淳哇哇大哭,“遗溺后衣”。

赞襄政务八大臣等以所谓的“搁车”方式,表示对两宫太后的强烈不满。两宫太后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可暂时做些必要的让步,遂“将折(即董元醇的奏折)及拟旨(即八大臣所拟痛驳董元醇的谕旨)发下照抄”。赞襄政务八大臣胜利了,“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中国古代的晋、唐、宋等朝代虽有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但是大清朝此前则从无此制,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所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1643年9月21日(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猝死,其年仅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当时其生母孝庄太后并未临朝,而是由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

1661年2月5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帝病亡,其年仅八岁的儿子玄烨继位,是为康熙帝。当时,有一位名叫周南的秀才,特地从江南赶至北京,诣阙条奏十款,其中一款即是恳请孝庄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以襄盛治之隆”。但是,孝庄不愿出面垂帘,而是继续采用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的形式。

在顺治、康熙两朝,小皇帝继位后的确采用的是朝廷大臣辅政制度,孝庄皇太后、太皇太后至多是身居宫内加以运筹、策划、操纵,而绝无自己直接公开出面,临朝垂帘听政之事。

辛酉政变以前,当时留在北京的部分清廷官员认为,无论是从总结历史上经验教训的方面考虑,还是从维护大清朝祖宗家法的角度而言,女主临朝听政,终非国家之福,并不希望出现两宫太后垂帘的局面。但是,恭亲王奕訢及另外一些大臣则认为,中国历史上女主临朝垂帘之事,各朝各代均或有之。

采用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形式,不过是清皇室内部实行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只要辅政大臣能够牢牢把握住大权,就可化害为利。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恭亲王奕訢决定,为使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能够坚定地与自己结盟,除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外,还必须给她们以尊崇的地位,给她们以临朝理政的虚名,而自己则可以亲皇叔的身份与地位掌握辅政之实权。

两宫太后出面垂帘,不过是自己走上掌握清廷大权道路上的一块基石而已。

惇亲王奕誴之孙溥雪斋事后曾这样分析恭亲王奕訢此时的心态。“咸丰死后,怡、郑二王和肃顺的权势日益扩张起来;同时奕訢等对他们的妒恨也随之日益增长。奕訢内心的如意算盘是,太后垂帘,容易对付,于是便和太后定下了诛除肃顺的密谋。

”对于晚清宫廷之事颇为熟稔的恽宝惠也说:“西(太)后虽母以子贵,然而按照清朝家法,两后均无干涉行政之权……均未闻前之皇太后、太皇太后出而听政……而所以造成后来之局面者,则在西(太)后与肃顺之斗争,亦即奕訢(恭王)与肃顺之斗争也。”正是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与肃顺等人的权力斗争,才使得两宫太后,有可能违背家法,从而出面垂帘听政。

作者简介

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历史、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晚清南国》《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上、下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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