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旷世大儒】明史学家方志远先生谈王阳明

2019-12-05 - 方志远

方志远:我的家在江西吉安,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吉安最宽敞的一条马路就叫阳明路,但是阳明是什么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真正接触王阳明,那是在后来读书稍微多了一些之后,特别是1979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问导师欧阳琛先生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有关于王阳明的。老师把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初发表的一篇文章《王阳明与大礼议》给我读,我觉得很振奋,从此对王阳明就有了更多的关注,但是没有认真去研究王阳明。

我硕士论文写的是明代内阁制度,属“制度史”,因为我的导师就是做明代制度史的。我做明代制度史大概做了有十来年的时间,这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阶段。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生了学术兴趣的转移。1987年,当时的中国商业史学会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十大商帮”,我有幸加盟,承担了“江右商帮”即明清江西商人的研究与写作。

商业史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领域,连地方志都没有读过。但俗话说“有样没样,看看世上”,于是读别的学者是怎么做徽商的,怎么做晋商的,再看看系里的老师是怎么做地方史的。就这样开始做江右商帮的历史,也做了有十来年的时间。

到了45岁的时候,发现没个博士学位还真不行,于是就去读了文学博士,研究明代的市民文学,这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开始研究王阳明了。一位台湾书商请我写人物传记,那个时候我也穷,想赚点稿费解决生计问题,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给他写了一本苏东坡的传记,取名《千古一人苏东坡》,在台湾出版的时候被改名为《苏东坡外传》,这是台商为了吸引读者的惯用伎俩,但我不喜欢。

后来再让我写一个人物,我就选了王阳明。

于是读王阳明的文集,读王阳明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1997年的时候写完了王阳明的传记,取名是《千古一人王阳明》,但在大陆出版时改为《旷世大儒王阳明》,我也不满意。虽然如此,我对这本30万字的传记还是满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对明代的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史或制度史,第二个阶段是商业史和地域社会史,第三个阶段就是明代的市民文学。

有了这三个阶段的学术积累,再来研究王阳明,那跟其他人用文学的角度、用哲学史的角度等来研究王阳明是不一样,因为基础、眼光不一样。

这一次的修订再版,更注入了近二十年来对明代社会进程、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最新认识和体悟。

方志远:我自信对于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比其他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写苏东坡、王阳明传之前,我还写过一本人物传记,叫《成化皇帝大传》。王阳明的出生和少年时代正是明成化时代。只有知道那个时代是怎样的,你才能了解人物的遭遇。

王阳明28岁中进士,这一年是弘治十二年,也就是1499年。这一年同时出现了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王阳明,因为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在体制内做官建功,但在体制外讲学立言,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主流思想还是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直接挑战,所以王阳明的心学起初被人们称作“异端”。另外一个是唐寅,也就是唐伯虎。

唐寅比王阳明大两岁,两个人同一年考进士,唐伯虎是以应天乡试第一的身份也就是“解元”的身份参加进士考试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当时比王阳明的名气大得多。但是,由于有人检举他考前私下见了考官,所以被说是作弊,因此革除一切功名,不能做官,直贬吏。

“官”和“吏”在明代有什么区别?明代人说男女青年谈恋爱,海誓山盟,说是若要我俩来分离,“除非天变成地、东变成西、官变成吏”,可见,贬为“吏”是很严重的一种侮辱。从此之后,唐伯虎就在体制外玩艺术,也干出了一番事业,虽然唐伯虎是在体制外玩艺术,但是他恪守体制内的道德底线,“平生不挣作孽钱”。

这就是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时代。你可以做工、可以种田、可以经商,可以从事文化艺术或其他一切有“买家”的事情,是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时代。同时,人们的私欲也迅速增长。但总体来说,明朝的好日子刚刚开始。

这一点我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有的人说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明朝生了癌症,王阳明就是来治癌症的,的确明朝此时是有不少问题,但还没有达到癌症的地步,所以要对一个人物所处的时代有准确的把握,才能很好地定位一个人物,不要为了神化王阳明,而把一切说得一团黑。

方志远:这个“一”不是“第一”,而是“唯一”。我写人物传记,挑的都是我认为有意思的人,或者说是“好玩”的人。

第一个是明朝的成化皇帝,也就是王阳明出生和少年时代的那个皇帝。这个人很有个性,但是他不能叫“千古一人”。

第二个是苏东坡,他在我眼里是“千古一人”,他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宋神宗有一次问别人,是李白厉害,还是苏东坡厉害?苏东坡是当代人,李白是过去的人,把一个当代人和过去第一大诗人比较,你就知道苏东坡在宋神宗的心中是什么地位了。

别人说,李白才高,苏东坡学博。这个评价没有褒贬之意,苏东坡和李白都是属于既有才又有学的人。那些反对苏东坡的人,看不惯他一天到晚日子过得那么好,跑到哪里都有那么多追捧者,所以要把他弄到偏远的地方去。

到黄州去,到惠州去,到儋州去。但是,苏东坡不管到哪里,都写出那种满眼是青山绿水的诗文,把那些反对他的人气得要命。苏轼是学不来的,李白也是学不来的,黄庭坚可以学,杜甫可以学,但是谁说要做“苏东坡第二”“李白第二”,那就是胡闹。

我写的第三个人物就是王阳明,王阳明也是学不来的。我经常说,不是什么时代都能产生王阳明,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王阳明的。我为什么说王阳明是“千古一人”,他在事业上、在学术上都能开出一片天地,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能把事情做到极致,他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孜孜不倦地把他的学术推向民众。

王阳明是一个“作者”、一个“述者”、一个“行者”。王阳明“作”得其实不算多,但他也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问家,他永远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也就是“行者”。我为王阳明立传,也是首先将它定格为一个社会活动家。

什么是社会活动家?就是学以致用,一个思想只有真正灌输到民众中去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否则只是学者书斋里的看法而已。如果纯粹从经学的角度看王阳明,他的贡献并不大,但是从学以致用的角度、从将学术输送到大众的角度、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看王阳明,他确实是“千古一人”,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

朱熹也是很了不起的,但与王阳明相比,他没有王阳明那么强烈的“初心”。王阳明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他是千方百计地要做这件事。这跟孟子所倡导的又不一样,孟子倡导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朱熹也是这样,我们很多学者都是这样,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但王阳明不是这样,不管达还是穷,他都想兼济天下。王阳明是不计个人得失、不顾家族安危的,任何时候都有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这就像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文天祥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方志远:对于“知行合一”,我们现在的解读是言行一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些统统对,但是没有说到关键,关键是什么?

第一,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解释是:“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也就是说,你知还是不知,要看你做了没做,做好了还是没做好。如果光说不做,这不叫知;做了但是没做好,也不叫知;只有做了,而且做好了,这才叫“知”。

第二,“知行合一”所说的“知”,应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们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等,一句话,是“外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内在”的层面,那就是“良知”。

这才符合王阳明心学的特点,符合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特点,就是内外兼备。王阳明的弟子归纳其学术的“三大要”——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这“三大要”是融为一体、不能分隔的,没有“良知”的“知行合一”是缺乏灵魂的。

你的“知行合一”到底用来干什么?比如对于企业家来说,用来增加产量、增加利润,这只是一个层面,关键还有第二个层面,你生产的产品是不是对社会有利、对民众有利,如果对民众没利,乃至坑害民众,那么你这种“知行合一”就不属于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严格地说,“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致良知”“致”在哪里?致在“是非之心”“廉耻之心”,那么,是非之心、廉耻之心落实在哪里,落实在对民众是不是真正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方志远:说到王阳明的知名度,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第一次上《百家讲坛》的时候,跟编导说我打算讲王阳明,这是2009年的事情,编导跟我说王阳明可以讲,但他的知名度不高。我大吃一惊,王阳明知名度不高?后来我发现,他说的不错。因为过不多久我去王阳明的家乡浙江余姚,打“的士”去“瑞云楼”,“瑞云楼”是王阳明出生的地方,司机说他没听过这个地方。

这几年,王阳明已经很热了,但我认为有不少的误读误解。经过商议,准备今年和《百家讲坛》合作,在《国史通鉴》第五部《辽宋金元》录制之前,先录制一个15集左右的《王阳明》。在这个《王阳明》中,和《千古一人王阳明》书中所展示的一样,希望给大众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到位”的王阳明,同时对一些我认为的“误读”“误解”做出必要的分析。

比如对王阳明“心学”的理解,贴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标签是十分简单也十分偷懒的做法。王阳明讲学有一个特点——就事说事、就事论理,所以你必须到那个情境中去仔细领悟,一上来就说“主观唯心主义”,反而不能读懂王阳明。

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关于“花”的故事。说王阳明在浙江绍兴期间,和学生游南镇,有学生指着破岩而出、鲜花盛开的树丛问道:“(先生)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笑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极端主观的王阳明的形象。

但是,还有一个和王阳明相关的“花”的故事,发生在江西赣州或南昌。王阳明和弟子在花圃除草,有弟子感慨:“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王阳明回答:“未培未去耳。”这是就物说物,随即借物说事:“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为什么呢?“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天生万物,本无善恶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恶”作为判断事物“善恶”的标准,那就大错而特错。这个故事,又给了我们一个十分客观的王阳明的形象。

当然事情没有完,学生不服气,说您这不是和佛家一样无善无恶,有善不培,有恶不除吗?王阳明说,你这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天生万物,本无善恶之分,但于你我、于国家、于民众,却又有善恶。有善还得培,有恶还得除,为善去恶,才能致良知。

所以,后来王阳明也对自己的某些“先验论”进行了修正,归结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一个认知的过程,“知行合一”或“致良知”的过程。

现在网络上很多自媒体,各种信息是非常多的,有的信息流传很广但是不可靠。比如有一种说法,说日本的东乡平八郎腰间拴着一块牌,上面镌刻着几个字“此生俯首拜阳明”。这就是以讹传讹的无根之谈,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史料、实物、图片,一切皆无。

所以,凡是网络上的信息,我没有看到原来出处的,《千古一人王阳明》中统统不用。所以,应该说这本书是比较接近真实的王阳明的。王阳明及其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民族自信的切入点之一。但是,我并不认为王阳明及其学说可以包治百病,因为明朝的病,王阳明及其学说所治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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