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作品 余世存的第一本原创作品

2019-12-05 - 余世存

历史写作的收获 ——序长风《流氓与贵族》 一. 四、五年来,长风先生埋头于秦末汉初历史的研读,在朋友中间多有人知。这几乎是历史研究领域最年轻一代人的劳作之一。他将如何演绎汉初一段历史,他有什么深刻、新鲜的高论,讲史如何启明我们当世人的明德,他自己将展示什么样的史观……确实值得我们期待。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长风先生的初稿迟迟地交了出来。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后来,又经历了两年多的沉淀、封冻、打磨,一本20多万字的《流氓与贵族》跟我们见面了。

越过最初章节的平淡叙述,在寻找史观、高论、佚闻、名言等等惯常的历史阅读期待失效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长风先生构筑了他自己极具个性的历史写作,他把演义式的历史叙述融进了现代国民的史论中,他的历史写作有着传统治史少有的平民精神、人生正义和历史正义。

二. 历史写作一直是我们近代以来没有完成现代性的领域之一。而这种历史写作的现代性又见仁见智。用原始档案来开一代治史风气的蒋廷黻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他在历史写作里率先跳开了我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以新方法、新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外交;由此研究出发,他不倾向于仇外排外,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

至于天才而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曾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的《中国史纲》,其功力与学识举重若轻,而其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不愧,至今仍为非中学生的中国人所必需。

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家钱穆虽然在多方面回归传统,但他的国史研究仍念兹在兹于返本开新。抗战时期,他在《国史大纲》的卷首开篇,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这些历史写作的现代努力几乎被人为中断三四十年之久,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黄仁宇、陈寅恪、唐德刚等人的历史著述介绍出版,一时令人耳目一新。但这种不同时空借来的火种并没有点燃我们历史写作里的热情,历史写作在我们这里是以官学课题、断代工程、网络戏说、媒体专栏、市场商品、东方神秘主义一类的风格占据了。

尽管有金观涛、吴思等人的贡献,我国历史至今仍散乱地摆在国人的视野库房里,不入茫然,入库少有所得。

可以说,历史写作仍需要当代人的努力。 三. 没有人否认我们社会每隔十年左右都会有一阵“历史热”,但可能少有人思虑历史写作的状态和本质。为什么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史学家的著作也不是观止之作?为什么那些因外交屈辱、应政府之请、由抗战热情而产生的历史写作成了我们当代的“史学名著”?为什么历史会热起来?为什么在意识形态之外,当代中国人发现了历史仍缺乏人生社会的厚重,中国人生社会少有历史底蕴?…… 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要社会在发展,当代人就需要读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解释、讲述、评点。

而对历史之发现或重新解读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人生社会的底色。如果人们抛弃崇高一类的意识形态说教,却进入了猎奇寻戏找乐的油滑之中,对历史任意作践,人们的生活将仍是浅薄的。

即使如此,一个以历史悠久著称的东方大国的国民仍会寻求历史的真相,也是人性的真相;寻求历史的厚重、真善和美,也将是人生的厚重、真善和美。

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每隔一段时间仍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原因,也是我们对历史写作本身仍有要求的原因。 更重要的,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有现代化史以来最为诡异的时期。对历史的渴求,不仅是当代人想从中获得史观、从中获得教益,不仅是当代人想知道“那些事儿”,而且也希望看清现实人生社会的坐标。

同样地,人们对历史和讲史者本身也有着认同的现代性要求。 这种现代性首先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是目的”。

这种人的目的性不假借一切外力,全由人自我示现。用我曾经说过的话,因为学者还不是人,哲学家还不是人,大师还不是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极远的全称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这种现代性的成就在中国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可以交流沟通的中国人,一个如温家宝说有幸福追求有尊严的中国人。

但显然,一个中国作家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历史学者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网络写手也还不是一个中国人。

他们可能都能呈现历史或现实的某种面相,但他们很少呈现历史与当下的一体,他们很少让当代成为历史写作里的历史。 蒋廷黻曾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蒋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叹息国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有待后人超越的对象。

他的历史写作是一个中国学者而非中国人的作品。 我在《中国劫》中曾偏激地说过这样的话:是以唐德刚、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仍不免于政治历史学家之讥,他们坚持“国家劫数”的长程合理性,实则为每一段国家政治做了辩护,即近代以来一切中国人的灾难、战争、生灵涂炭,无不服务于二百年左右、上下层分别整合的历史合理性。

而不知中国人亦人类文明史之一员,不知中国人生命高出政党的使命、国家劫数或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个体生命之一己光华,足以辉耀千古。

职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员都会告知弟子:“20世纪中国无史学,一切皆政治学;20世纪中国无史书,一切皆政党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马迁将漂母、陈涉、朱家、郭解、优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历史与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样,真正的历史叙事,当把笔墨倾倒给现代中国的国民。

四. 长风先生的大著几乎就是我期待的历史叙事。他的作品里不仅有对汉初六十年中的小人物的关注,也直接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历史,书中多有他少年时的记忆、大学时代的生活等等。

这种把自己植入的做法在抒情文字里多显得矫气,在历史叙事中却是一种平实健康的信念。他跟读者、自己的同胞坐在一起,他不是讲课、不是说教、不是发布、不是训导,而是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

借用一个说法儿,我们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

在向自己的读者交流历史时,作者有必要把自己交待出来,有必要自己站出来。唐德刚曾经这样做过,唐德刚动辄在书中说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多有提示读者之用心;长风做得更好,因为他更有平民意识而少有专家学者意识。

在很大程度上,长风也用当代世界诠释了历史;这种诠释,并非一种讨巧方便,而是一种贯通古今的认识论。比如他介绍范增:“有个老头,名叫范增,七十岁了。按理这么大岁数也不该来凑这热闹,大概老人家身体太好,并没有感觉到年龄上的障碍,还想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革命事业。

”比如他写项羽:“至此,我们的项羽大哥终于走完了他的革命道路。千百年来,多少的文人墨客都对项羽报以同情……”比如他讲“带头大哥朱家”:“他救济别人,首先从贫贱的开始。

但你可不要以为他的家资有多么阔。据说,他家无余财,衣服破的没有完整的花纹,伙食是每餐一菜,交通工具也只是牛车。他急人所急,远胜过自己的事情。这不是二千年后的人民公仆的嘛!

太廉洁了!太敬业了!” 任何熟读赵高政变故事的人可能都没想到作者如此神来之笔:在赵高执著的攻势下,李斯竟然仰天长叹,泪流满面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老天呀!偏偏自己生逢乱世,既然不能以死明志,又向谁寄托呢?”乖乖!

李斯一直标榜帝国是安定的,怎么此时成了乱世。既然明白自己的职责与原则,为何最终还是往火坑里面跳。作为帝国多年培养的老干部,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难道就没有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李斯可能永远做总理吗?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偏偏要走下去,真不知道你这政法专业是怎么读的。

勿须再多引述,我们已经能够理解长风先生的讲论风格。他几乎没有受“智识阶级”或研究专业的污染,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日常趣味为我们讲解了一段历史。

他把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平时饭桌上、小圈子聚会里的自由自在的一点精神、个性历史化了,他为我们国民的历史态度做了一次淋漓的背书。用我们这些都受过污染而难清除的知识者话语,他把一种历史正义或表达历史的正义法权化了。

宋元白话演义、评书、讲史的传统在此也有了新的进展,那种忠孝节义或莫谈国是一类的苟且说史,一变而为长风笔下的个人自由。他捍卫了现代性极为珍视的历史正义,他展现了这种历史。

五. 我算是了解长风写作状态的人了。我知道他这几年生活得不易,他有过情绪极度低沉的时期,也一度热切地关心时事,他甚至在自己的艰难生活中还写文章安慰有心无力者、安慰关心社会进步的人们。

在这种的状态下出手一部《汉初六十年》一定有他的寄托在,有他的精神在。 我们从这部史论中看到了他的精神气度。既非红黑贵族,又非穷窘草根,他的信念有如汉人生活的踏实。他为那些为史学家、传统论者忽略的人们纪传,为戚夫人、刘盈、朱家、缇萦……浓墨重彩地做了铺陈。

他无视封建政治制度、朝代转移、士农工商结构……而直接点明我们历史的真相,即使那是我们的圣贤称道的文景之治:“刘启当然不会对每个官员都如此,如果这样的话,谁还给他刘家打工。

”这是我们以前读过的历史书中未曾提撕的现代国民的识见,也是我们的历史学家或学者们对现代性途中的无数无明的同胞们欠奉的一个责任。长风先生的工作,多少在偿还这种应尽的责任。 他虽然也会谈论一以贯之的社会关系,比如,“七国盟军的失败,标志着黄老无为的治国精神已经开始遭到了严重挑战,权力完全被中央掌控,重新设置关卡,阻止了诸侯国的自由交往。

地方进入了死气沉沉的氛围,失去了以往的自由与独立。

”但如他文中所说,他更在意、更着力于以独立不依的态度讲论历史和现实,这也是现代国民的文明理性。 他的结论也许多卑之无甚高论,但他强调了个人之于历史社会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我们虽然看到刘启下诏要求司法公正,以宽为主,也曾看到在农业歉收年代,不准以粮食喂马的规定。

但我们接触的个人案例来看,起码在中央内部司法根本无公正可言。对于那些无法被历史记载的千千万万人,他们的真实感受我们无法得知。 面对少有个人关怀的中国历史,作者的结论也是平实的:“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越是开放的社会,国家越是强盛,文化越是发达,人们的精神状况越是好,国民的幸福指数越高。

似乎凡是盛世的时候,都是刑罚异常宽松的时候,而开放就意味着执政者非常自信,它不把民众当作假象的敌人。

” 这是一本值得阅读、值得向作者致敬的书。据说读史使人明智,但当代人一再发历史热而戾气四溢,国民表态动辄拍胸脯、口水战,可见我们的历史写作的贫瘠。

所谓的通俗说史,所谓的讲坛评书,多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举;那些东东用来消磨时间尚可,但用于经验并表达我们的人生社会,就有太多瞒骗的帷幕。长风先生不在百家讲坛上,不在影视里,他是走到我们中间来的,他给我们拉开历史和现实的帷慕,为我们做古今汇通,捍卫我们的正义。他给予了我们做人的常识感、认同和现代性。 是为序。 余世存 2010年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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