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纪念馆 六十年后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2018-10-30 - 司徒雷登

1962年,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走完他人生最后的旅程。而早在7年之前他就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在那篇传诵一时的《别了,司徒雷登》中,司徒雷登因为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在其逝世后若干年里,他的助手兼挚友傅泾波虽用尽各种努力却无法实现其心愿。

司徒雷登纪念馆 六十年后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司徒雷登纪念馆 六十年后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司徒雷登骨灰为何葬在杭州?

●他的生前愿望为何难以实现?

●他的骨灰回归中国经过哪些曲折?

燕大校友向老校长敬献鲜花

2008年,在多方努力下,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安贤园。就在外界对安葬做出种种政治解读时,替父亲傅泾波了却心愿的傅履仁却平静地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老人,终于完成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

司徒雷登纪念馆 六十年后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司徒雷登纪念馆 六十年后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入土杭州

11月17日,杭州安贤园,身着深蓝西装的傅履仁一脸肃穆地凝视着他面前的墓碑,墓碑上的字很简单: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傅履仁说,“他的老朋友、也就是我的父亲傅泾波尽他一生的努力没有成功,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件大事完成,司徒雷登和我父亲也可以安息了”。

司徒雷登纪念馆 六十年后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司徒雷登纪念馆 六十年后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专程赶到杭州出席安葬仪式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称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中国是司徒先生热爱的国家,司徒先生也完成了他的旅程,因为他出生在杭州,今天他回到了这里。”雷德更多提到的是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校长这一教育家的身份,赞扬司徒雷登为当时的燕京大学、也为后来的北京大学打下的良好基础,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司徒大使地下有知,他看到今天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我确信他会非常高兴的。”

雷德大使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康碧翠(Beatrice Camp)女士的出席,引来了外界的关注。“其实我并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大事件。”傅履仁在接受采访时很坦率地说。他也透露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故事。

傅履仁说,当骨灰之事终于落实后,他的初衷是想一个人把司徒雷登“安安静静地带过来”安葬。可是后来他发现,如何将骨灰带来,却是一个具体而棘手的问题。

司徒雷登去世后,其骨灰一直由傅泾波保存在华盛顿的家中,傅履仁的记忆中,“放在家里供着”。骨灰盒外表是一个木制盒子,上面有一个铁把手,拎起来约有16公斤重。军人出身的傅履仁知道,美国的航空安全管理非常严格,如果是他自己私人携带回中国,恐怕很难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傅履仁于是委托他的朋友、前任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向TSA(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咨询此事。TSA的答复是如果以私人身份运,恐怕会有很大麻烦。他们建议傅履仁将骨灰盒拿到殡仪馆,让他们帮忙把骨灰取出来。“我找到殡仪馆,他们帮我取掉木盒子上的四个大铆钉,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一个铜焊的结结实实的密封盒子,如果想把骨灰取出来,只能把它全熔掉。”于是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这时我太太提出,司徒先生是前驻华大使,你为什么不走一下国务院的渠道?”傅履仁眼睛一亮,于是试着跟美国国务院联系,但一直没有回信。傅履仁还曾想找到白宫,在布什总统今年8月率团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带过来,但考虑再三,又觉得不妥。而中国这边,浙江省方面已将安葬仪式的正式日期确定下来,傅履仁很是着急。某一天,他突然接到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对方告诉傅履仁:“我们将为你运过去。”

后来的事情顺利得让傅履仁意外。傅履仁把放在家中42年的骨灰盒送到美国国务院后,由他们安排飞机运到上海——傅履仁后来看到了美国方面的运输报告单,“他们还为司徒老先生买了一个单独的‘座位’”。

几天后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的电子邮件,则让傅履仁有些意外。在邮件中,雷德很客气地说:我想来参加这个仪式,不知是否合适。傅履仁马上征求浙江方面的意见,后者没有表示异议。“我也没想到此事升级了。”傅履仁本来计划自己把骨灰从上海带到杭州来安葬,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方面表态一切由他们来处理,他们派专车专程把骨灰送到了杭州。

傅履仁说,司徒雷登在美国也很受尊重,很多人知道他写的《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一书,也知道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他们明白,毛泽东写那篇文章不是批评司徒雷登,而是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葬仪式上,几个白发苍苍的燕京大学校友蒋彦振、国仲元等把一束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他们老校长的墓前。国仲元后来说,很多燕京老校友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打电话以诉欣慰之情,其中一个电话来自吴青,她告诉国仲元:“如果我父母(吴文藻与冰心)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沉重的遗愿

“临来中国之前,我特地赶到华盛顿父母的墓地去,我在心里默默地跟他们说:这件事情我终于完成了……”傅履仁长舒一口气,缓缓地说。

傅履仁说,司徒雷登中风后,父亲傅泾波将他接到家里照顾。在傅履仁眼里,父亲傅泾波对待司徒雷登,像亲生儿子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1955年,从中风中痊愈的司徒雷登留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于是完成司徒先生的遗愿就成了傅泾波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龙云的儿子、美籍华人龙绳文曾组织一批有影响力的华裔来中国访问,傅泾波的三女儿傅海澜是其中一员。临行前,傅泾波托女儿将写给周恩来的信带到中国,傅泾波称周恩来为“周先生”,内容只是客套性问候,并无实质性内容。

但是收到这封信后,周恩来立即向傅泾波发出了秘密邀请。1973年,在离开中国24年后,傅泾波偕夫人一道回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并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在司徒雷登的故居“临湖轩”与燕大的老朋友见了面。1984年,傅泾波再次来华时,中国方面希望他能在促进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再发挥作用。这两次访华,傅泾波都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燕园事,但未获答复。

著有《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的林孟熹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他当年曾访问过傅泾波,就骨灰安葬的曲折做了颇为详尽的描述。林孟熹在书中回忆,1985年11月,他与傅泾波会面,“临别前泾波嘱我代拟一封致邓小平函,恳请同意司徒骨灰回葬燕园,以及将当年周恩来赠与司徒的花瓶送回中国。该函强调司徒生于中国,视中国为故乡,双亲尤其爱妻均葬于中国,回葬一事望从人道主义考虑,而不涉及司徒之历史评价”。

不久,傅泾波回函林孟熹,告知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约定来傅宅商谈此事。不久,傅泾波接到答复:中国有关部门经协商,同意接受周总理1946年赠给司徒雷登的花瓶,将其存放在南京梅园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遗憾的是,那时傅泾波与身边的朋友并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事情。当时,大家的意见是:墓碑设计和加工还需要一定时间,而冬天将至,已86岁的傅泾波不宜远行,因此计划等到第二年5月份回中国再举行仪式。不料,不久就陆续传来消息:北京大学方面有些人反对此事。

1987年4月,国仲元从国家教委借调到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工作。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陪同使馆负责教育的公使衔参赞倪孟雄,去傅家通知骨灰安葬暂缓之事。此后,再也没有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暂缓”到何时,没有人给出答案。

此后,1988年10月,傅泾波带着未竟的心愿离开了人世。“父亲这一生见证了近代历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回忆性的东西。”傅履仁说,因为自己投身军界,父亲也很少跟他提及这些事情,“他说,儿子,不是我不告诉你,而是因为以后如果被别人问起的时候,你可以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艰难的回归

“父亲去世前,一直希望司徒雷登赶紧入土为安。我知道这是一个心事。”傅泾波去世之后,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自然落在傅家第二代身上。

出生于北京的傅履仁,大学毕业后投身军界,在33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一步一步做到了美国陆军法务总监的职位。1989年傅履仁获得少将军衔,成为美国陆军第一个得到将军头衔的华裔。1995年,在前任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的推荐下,退役后的傅履仁出任麦道公司驻北京总裁。

重返北京生活的时候,傅履仁还特地找到北大临湖轩,那是他童年时见到“洋爷爷”司徒雷登的地方。傅履仁还记得临湖轩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上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曾居住之处。可是第二次再回去看,那个石头已不见了。司徒雷登的妻子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之后,于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之日,她的灵柩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但现在也不知所终。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傅履仁也通过种种渠道向克林顿访华的先遣人员、驻华使馆等表达了这个愿望。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用了这样一个开场白:“1919年6月,就在这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发表第一个毕业典礼致辞。

他准时出场,但学生一个未到。学生们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文化,全部走上街头领导‘五四’运动去了。我读到这个故事后,希望今天当我走进这个礼堂时,会有人坐在这里。”傅履仁说,克林顿对司徒雷登巧妙提及的背后,其实也是他运用各方力量推动的结果,但当时也只能做到那个程度而已。“中国方面,我听说一直找到了外交部最高层,但得到的反馈是,‘时间还不对’。”

1999年,傅家得到消息:北京大学方面就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燕园一事进行了研究,认为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已将此意见上报中央。可是,不久,便发生了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中美关系一度陷于紧张,骨灰之事再也没有提及。

这些年来,傅履仁越来越感到完成这个使命之急迫。“这么多年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如果完不成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我儿子这一代,连汉语都不会讲了,难道还要把这个使命交给他们继续来完成?”傅履仁说,司徒雷登只有一个儿子,也是传教士,娶了一个寡妇,上世纪80年代在密西西比一个小城市去世,他还参加了那场葬礼。

司徒雷登还有一个弟弟,也很早就过世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2006年,记者访问傅履仁时,他再一次郑重地提出此事,也不掩焦急之情。此后,新华社某部门在看到该文之后,专门前来了解情况,写了一份内参报道了此事。

当时,傅履仁并没有意识到,没过多久,他就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一天。傅履仁回忆,转机源于一次不经意的会面。2006年,刚刚出任第四任百人会会长的傅履仁,在美国与到访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有一次会面——“百人会”是由贝聿铭和马友友等美籍华人在纽约发起、由在美杰出华人组成的一个组织。

前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流行病专家何大一、雅虎公司创办人杨致远、神探李昌钰和陈香梅、吴宇森、谭盾等都是会员。会谈期间,傅履仁很自然聊到了司徒雷登,令傅履仁颇感意外的是,不久,傅履仁访问中国时,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方面主动谈及此事,这一次,傅履仁也第一次看到了司徒雷登的故居。

司徒雷登去世后,傅家人将其遗物整理在一个大皮箱里,存放于傅家3楼上。当年,包括阎锡山、孙立人、陈立夫、朱家骅、周至柔等一些民国要人也送了司徒雷登很多字画,2007年11月,傅履仁与姐姐傅铎若、傅海澜将这批遗物悉数捐给了司徒雷登故居纪念馆。

傅履仁还找到了司徒雷登在1946年获得的一枚杭州荣誉市民钥匙,上面镌刻着西湖三潭印月图案,司徒雷登是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外国人。经过60多年历史沧桑,它又回到了原点——杭州。

也是在这次杭州之行当中,浙江方面向傅履仁确认了安贤园安葬之事。傅履仁与作为燕京大学校友的国仲元一起去看了墓地,傅履仁对浙江方面的工作表示满意,他只在两个小细节上有不同意见:一是傅履仁觉得对方选的墓碑上的照片太年轻了,他提议换一张。另外,在如何称呼司徒雷登上,傅履仁认为“燕京大学创始人”的头衔比较妥当,与浙江方面几经商议,最后写成“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国仲元透露,对于安葬于杭州这个结果,最初燕大校友会内部也是意见不一。“有的校友认为还是应该葬回燕园,有的认为应该将司徒雷登父母的骨灰找到后,一起安葬。”而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傅履仁的态度则很明确:避免节外生枝。可是综合几方面考虑,大家最终还是认同,葬于杭州,是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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