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子女】许倬云 50 余载治史文章精选 发现中国文化的特质

2019-12-05 - 许倬云

许倬云, 1930 年生于江苏无锡, 1962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1986 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

学贯中西的史学耆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囿于书斋,时时心怀天下,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代表著作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

这两本文集(《许倬云问学记》和《许倬云观世变》),都是从台湾三民书局江水系列六册中挑选若干篇,由许医农女士领衔编辑为独立的两本选集。她们将许多刊出时间不同的文章排列为几个系统,又分别纳入“问学记”与“观世变”两个大标题之下,其用心之处,十分感激!这些文章,在撰写时,均各有其背景;然而,一个人的思想理念,总会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两书数十篇芜文,合而观之,还是可以互相补足!

最近反省自己一辈子的学术研究,渐渐悟出一些线索:我其实是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常常不能亲身参预其中,却学会了设身处地,以体会领略的习惯。

我终身残疾,自从有了记忆,似乎总是坐在旁边,看到孩子跳跃奔跑,却不能加入游戏;但也为他们的成功而喜悦,为他们的失误而扼腕。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不断旁观。在湖北的农村,曾见过农夫的耕耘,看过灰黄的泥土,在渠水灌溉后成为润湿的沃土。

曾见过黄骠幼驹,在阉割为骟马时,挣脱束缚,狂奔跳跃,终究失血而死。曾在辅仁中学,甚至改了性情,也旁观男女同学之间爱情的悲喜剧。在芝加哥住院治残疾时,曾旁观许多悲哀与喜乐:一个领养的男孩,因为血癌,不到半年,病骨支离,最后在布幔盖下离开病房!

目击老医生在操刀前,严肃虔诚的祷告;也看到手术后的病童,努力学习从未经验的动作。在七十年代,也曾亲见个人认同于政治斗争间,有些人热诚投入,有些人被狂澜卷去!

以上这些,都是人生中的百相,却为我开启了理解历史的经验。毕竟,历史本来就是过去的人生,古人经历的喜怒哀乐,遇合离散,成败兴亡,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又何尝不是时时发生!?在旁观时,如能设身其中,体会领略古人的境遇与心情:古人遭逢幸运时,为之欢呼庆幸;古人失误时,为之悲悯哀矜。

由此感同身受,即于古事少一份苛责,多一份警惕。要知道,自古以来,万事无时不在变化中,一切因果,有其发展,诸种因缘,俱生纠缠,世上惟一不变,只有“变化”二字而已。

学习与观察,本是不能分割的心理过程,因此,《问学记》与《观世变》,可以分为两册,又何妨当作一书的上下篇?读历史,是学习;讨论历史,是观察。两个步骤,其实是一体两面。我从不悔终生学史,因为历史正是人生的延长与扩大。知识应当是启蒙智能的素材。学史者,以追求智能为工作的远程目标。智慧难得,历史时时在走完一步后,才警觉前一步的浅薄。无伤也!我们该注意的本来是一步一步的过程,不必是那些才走到即已过去的脚印。

这两本小书问世,我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人致谢,尤其感激许医农与刘哲双两位的努力。

许倬云

盛暑酷热于台北

2008 年 6 月 30 日

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

群体取向的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是群体取向的。自从有文字纪录的商代以来,中国人即有邑与族两种群体,将每一个个人都收纳在社群的网络内。几千年来,亲戚姻娅的关系超过民族情绪,乡党邻里的影响超过国家认同。可能由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中国人安土重迁,社群的稳定与持续遂使其成员之间的凝聚成为中国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生长于紧密结合的社群之中,中国人习惯了拥挤,也不在乎彼此的干扰,而且常以彼此干扰当作互相关切。这种生活,好处在不致落单,有可信赖的亲朋邻舍,平时嘘寒问暖,有事互相帮忙。大家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之下,即使没有法律,有了社群共同遵循的规范也不会十分出轨。在社群的庇荫下,人人心态平和,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平静,然而安定。

这种生活的缺点,则是个人既无隐私,也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一言一动,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社群的褒贬严于华衮斧钺,社群持守的传统不容许任何人轻易改变。生活的方式,包括饮食起居,可以有丰啬的小差异,却不容忍有特立独行,超越常态。社群的压力,比国家代表的公权,更有强制性,而且不容许个别成员投诉。

中国人的人生仪礼,都不断地在加强社群意识。孩子出生不仅是一家的家事,子孙是亲缘组织谱系的延续。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孩子的出生仪礼,首先是对列祖列宗有了交代。小区是一个整体,孩子出生,不仅是父母有了一个小孩,也是小区多了一个成员。

送贺礼、分红蛋,都是接受这一位新人加入社群的仪礼。孩子成年了,男婚女嫁,不是只为了两情相悦,而是为了结两姓之好。中国人严格遵守外婚制,即是以千丝万缕的婚姻关系编织网络,笼罩个别的亲缘族群为一体。因此,婚礼是大众参与的仪礼,新郎新娘往往只是受人摆布的道具而已。

死亡仪礼,也是大家的事。从报丧祭到出殡,丧家都必依赖亲戚与乡邻的帮助。孝子哭泣之哀,用孟子的话,可以使吊者大悦。吊者的“欢悦”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称许这一家在仪礼方面合乎大家盼望的规矩!

一个人在种种仪礼中成长,不断加强对社群的归属感,也不断确认群体的规范。于是具有群体意识的中国人,至少到最近几十年以前,可以有一个相当安定的但是不怎么自由的生活。日常的规矩早已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凡事不必有多少选择,也不可能有多少选择。有了事情和变故,总会有人管。婚丧喜庆,大家出钱出力,等于不成文的社会共同保险。在太平岁月,每一个人都可以盼望这样度过平凡的一生。

由于对群体的依赖,使中国人在离开原有社群时,必须设法塑造另一个群体。中国人在移殖开拓时,不愿单枪匹马孤独闯天下。而是呼朋引类,一牵一串,在新开辟的土地上,复制老家的翻版。台湾移民社群除了村落之外,还不断组织各种祭祀圈,以原乡的神明为团结象征(三山国王、清水祖师、观音、妈祖……),结合为相助相依的共同体。这种生活方式,不易发展成美国拓荒者那种个人本位的性格,这是受中国文化制约的群体取向。

人际关系的相对互动

中国文化中的五伦,即是五种人际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与朋友,说明了五种类型的人际对应。君臣,并不只限于政治体制内狭义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所有上级与下级之间相对待的原则。君对臣有相当的礼敬与信任,臣对君即须忠诚服务。

父子之道也是相对的,父慈,然后子孝。夫妇之间,妻者齐也,应当平等相待,有情有义。长幼,是由兄弟一伦推广,长者爱护幼者,幼者敬重长者。朋友之间,更须以义气相待,彼此尊重,然后有恰如其分的友谊。

人伦纽带的两端,有此方有彼方,一方不符合人伦规范的行为标准,另一端即无须片面地遵守伦理义务。于是,推翻无道的君主不算是叛逆;远离乖谬的父亲不算不孝;夫妻不能在一方不义时,还片面要求对方不乖离,兄不友则弟不必恭敬;朋友不以信义相对,即不再是朋友。五伦原应是平等而互应的。

但是,在实际的人生中,人伦纽带的两端本有强弱的差距。君、父、丈夫与兄长都在强势的一面,而臣属、子女、妻子与弟妹则在弱势的一面:强者凌弱,在所难免。至少,强者处于有所选择的主导地位,强者可以选择是否遵守人伦的规范,而弱者只能在强者违背规范时,方有选择是否相应的行为。更何况有了恩断义绝的意愿,又未必有拒绝遵守人伦规范的能力。

人伦实际上成为强弱上下等级化的关系。强者以其优势地位掌握了相当的权威。五伦的平等与对应,遂转变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三类社会威权。一个人在这种威权体制下成长,若是习以为常,则也会为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自然而然地操持其威权,作威作福;或者柔顺地服从威权,后者甚至还会盼望媳妇熬成婆的一日,以同样的威权施之于顺服的弱者。如此,周而复始,人间的舞台上永远演出同样的戏码。

在文化传统中不断地涵化下,不少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份有相当确实的自知,也因而能有相应的自处之道,言行适如传统规范的分寸。这种人可能占了人口中相当不小的成数。他们能清楚地自知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各种情境,遵从习俗而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大致不会有严重心理负担,也不会有精神上的迷惘与困扰。

但是,他们对于如此遵行习俗,可能当作是人生的义务,即一种非做不可的事。即使在传统中涵化极深的人,一切逆来顺受,视伦常义务为天经地义,仍旧不易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家注重修身,理学家更注重自省。所谓慎独的功夫,即是要求内心也没有丝毫的怀疑与反抗。

这种自己克制与反省,当然会导致相当程度的内心紧张。曾子到死,一辈子战战兢兢;孟子所说任重道远,死而后已……不少儒家之士背负了终生的紧张,到死方休。这是极为沉重的长期负担!

大多数中国人,未必能像那些大儒一样,自觉地说出这种紧张,然而他们的负担也必然同样沉重。更何况,社群的监视必然又在已经沉重的负担上加了分量!五四运动对于礼教,近代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指斥,甚至认为“礼教吃人”,即是认识了这一份沉重负担的代价。

在这份紧张的压力下,中国人的心态越是循规蹈矩,越是不易舒泰。中国人因此犹如许多宗教规范的信徒,自制下的压抑一向成为严重的问题。正因为中国人必须时时自制,儒家讨论的课题也一向偏重德教,而不是在纯粹知性中发展。

中国人的思考方式

人是能够思考的动物,因此现代人类的动物分类学名称是“智人”。然而思考的能力须经过训练始得发展。不同文化训练思考的方法各有专长,于是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思考方式。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也许可有下列的几项特色,而这些特色也影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视野与角度。

第一个特色,相对于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细密逻辑,中国人比较取径于直观与体会。中国人日常语言中,成语特多;中国文学中,用典是其特色。两者都采用一连串的模拟,提供一些相近的印象,然后重叠这些印象,抽绎建立起一个新的印象。

这一过程只能意会,不易言宣。中国人擅长此道,找出一个“悟”字,代表直观体会。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经过华化终于成为发扬光大的宗派,而不是理论严谨的唯识宗,而是直指心境的禅宗与诚心念佛的净土。在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中,“悟”是时时出现的思考方式。

第二个特色,中国人观察事物,往往重视统摄全面,而不喜欢局部的分析。以中医理论为例,经脉遍布一身,气血周流顺畅,则身体康健。若有病痛,中医不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从全身整治调理下手。中国的绘画,以气韵生动为上,也是看一幅画的全面性;为此,中国画家一落笔就定了全局,不能在中途修改。这一些例证,不胜枚举,说明中国人不注重局部分析的思考方式。

第三个特色,中国人习惯于从有机的变化中看世界。中国人的诗词,最多的是对时节的感慨,中国人的宇宙感处处都是活泼的生命,而且生命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价值。鸟飞鱼跃,是一个境界;绿满窗前,是一个境界;天心月圆,是一个境界。有机的宇宙观与上述全面性的考察,又是互相关联,难以区分的。因此,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曾经指出,中国人的有机宇宙观是中国文明的特征,截然不同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宇宙观。

第四个特色,是中国人对于“动态”的注意。《易经》一书,全是讨论变易的过程;五行相生相胜,也是不断进行的动态。“文化”一词其语根是“人文化成”,本身即是变化,而不是形态。太极图代表着进行中的变化,变化即是常态。这一命题,又与上述有机的宇宙观互为表里,陈述了中国人思考方式的特色。

以上四项思考方式,其实也是彼此有关,互相加强的。全面、有机与动态三项,只是从不同的角度陈述相同的现象,而直观的悟性则以非分析的思考统摄上述三个思考的角度。这些思考方式,落实在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中,即是认识世事多变化,也准备面对变化。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日中则仄,月盈则亏”,“盛极必衰,否极泰来”……有了这些对变化形势的理解,中国人不是坐待命运降临的宿命论者,却随时准备面对变化的命运调整自己的反应。

这是一种乐观的命运论,正如海边冲浪的弄潮儿,随时抓住变化的浪头,调整自己的动作。在满潮时,为即将开始退潮而警惕;在谷底时,准备抓住再次上升的契机。这种智慧,不能全由直觉获得,必须有一定深度的哲学探讨,始能浓缩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智慧。

题图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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