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忠故乡 王伟忠: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教父

2018-10-26 - 王伟忠

王伟忠指着不远处的台北101高楼,说旁边有台湾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它是为数不多被保存下来的眷村之一;仁爱路附近有家老兵开的东南饭店,里面专做黄豆牛肉等正宗的眷村菜。说起儿时那些熟悉的美味,他咽了下口水。

王伟忠故乡 王伟忠: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教父
王伟忠故乡 王伟忠: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教父

采访时正值春节前,台北的阳光灿烂。王伟忠坐在院子口吊椅上回忆说:“也是这个时候,一样的太阳。早晨温度还比较低,中午才热起来,家家户户拿棉被出来晒。太阳的味道、棉被的味道,和挂在外面的香肠的味道、腊肉的味道混在一起。每次一闻到,小孩子就知道快过年了。”

王伟忠故乡 王伟忠: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教父
王伟忠故乡 王伟忠: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教父

他至今按捺不住对眷村日子的向往。为了排《宝岛一村》,王伟忠游说导演赖声川整整两年。在台北上演时,当年那些坐在眷村晒太阳的老人们,已经像树叶那样一片片凋零。林青霞等特地坐飞机赶回来看,男女老少坐在剧院里泣不成声。戏散场了,还有不少眷村老妈妈坐在椅子上不肯走。

王伟忠故乡 王伟忠: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教父
王伟忠故乡 王伟忠: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教父

王伟忠上前去劝说,一个老太太指着台上,说:“你们演的就是我啊。”

台湾媒体称,这是“话剧界的《海角七号》”,它让很多观众回归剧院,重温那一段抹不去的回忆。“做这件事,我觉得很幸福。”王伟忠说。

B=外滩画报

W=王伟忠

“眷村是台湾的特殊文化现象”

B:这几年,你在“眷村”主题上花了很多时间,从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到现在的《宝岛一村》。为什么会执着于这件事?

W:有两个因素。我是眷村第二代,我父母来台湾时,族谱丢了,我便想记录下从父亲这一代开始,我们在台湾是怎么回事,以后给我的孩子看。

另外,我们第一代来台湾的老家眷村要被拆掉了,台湾所有眷村都要被拆。你不去讲它,随着岁月流逝,它就不见了。眷村是台湾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大人的难民营,小孩的游乐园。我想排出来给大家看看,勾起大家共同的回忆。

B:眷村话题一直有,但不热烈。《宝岛一村》在眷村即将被拆掉的时候出来,一下激起了很多人对眷村的情感,造成了轰动。

W:对。以前的八年民进党执政,眷村的声音比较少。很早以前也有人做眷村的东西,但选在这个点上,除了时间原因,我们这代人也成熟、知性了。眷村要拆了,第一代人到台一甲子了。我们开始寻根,对父母开始怀念。我之前拍过一部记录片,叫《伟忠妈妈的眷村》,顺势写了一本书叫《伟忠姐姐的眷村菜》,又找赖声川做舞台剧。这几个东西在一起,一下子滚起来了。

B:《宝岛一村》在台湾很受追捧,也在大陆巡演。你认为大陆观众对眷村情感能否理解?

W:我相信他们都会有某种情感上的认同,不是眷村的人会好奇眷村生活。在一个多族群社会,如果不去了解对方生长的过程,你就不了解这个社会。《宝岛一村》不光是眷村人看,它是一个民族迁移的故事,对台湾近代史是个很重要的东西。眷村文化是台湾文化,台湾本来就是多元文化。

B:《宝岛一村》的很多素材都是你的亲身经历。你有没有详细研究过眷村的历史?

W:我没有从历史角度去收集很多资料。做记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也是非常小题大做的。就像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因为那个时代很难解释。我就选了自己的故事,以人的故事为主轴。

B:眷村的规模一般多大?

W:小的只有十几户。林青霞的村子就三、四十户。我们那个两千来户,所以我们小时候很好玩,大巷子接小巷子,就像是胡同,不像四合院那么宽敞。最早是一排房子,中间有路。后来大家在里面搭竹篱笆院子,互相隔开。小孩长大、尤其女孩长大了,就加盖砖墙。后来人越来越多,就不断地圈地搭建。其实所有全台湾的眷村都长一个样,乱搭乱建的,家里长了一颗树、一根电线杆的很正常。

B:《宝岛一村》里写道:人们刚到台湾时,觉得很快便能回大陆。所以你所说的眷村乱搭乱建,也是因为大家都没想过会长住。

W:是的。来台湾时,我妈妈才16岁,多年轻啊。她根本是来玩的,什么都不懂,没想到一住四十几年。我有个邻居来的时候,连床都不买,10年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卷铺盖,觉得可以随时回大陆。到真正买房的那一天,他边买床边大哭:“再也回不去了。”

B:眷村文化最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W:其实眷村也有阶级之分,分军、公、教、警。军人里面又分陆海空军,空军又分开飞机的和开发电机的,我爸爸就是开发电机的空军,所以我住的是军人里面最底层的眷村。用大陆的话说,就是根正苗红!但眷村再苦,苦不过台湾本省人,因为我们有粮票,军队不会让我们饿死。当年国民党刚来台湾的时候,大概有上百万人。现在外省人已经有三百多万。

B:眷村内外是不是两个世界?本省人会和你们经常起冲突吗?

W:这是族群融合的故事。1950年,我们的眷村就有人过世,没人敢出去买棺材。我爸爸当时才20岁,骑自行车出去找棺材,交了一个台湾本地的朋友;这个朋友一交就是一辈子。他去世时,我爸爸帮他办的葬礼;我父亲死的时候,棺材是他的第二代送的。

“眷村发明了四川牛肉面”

B:你小时候的眷村生活是怎样的?

W:我记得有一年过得很精彩。那时我上小学四、五年级,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小孩吃完年夜饭,穿着新衣服出来放鞭炮。不知道谁放了第一颗冲天炮,飞到了对面的陆军眷村。陆军的孩子不干了,开始买冲天炮放回我们这边,我们便开始巷战。那一天好好玩,到后来,所有人的零花钱都买冲天炮了。

最后实在没钱了,我们便怂恿一个叫老三的孩子,他家是开杂货店的。我们对他说,老三,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啊,没钱就偷出来吧。就这样,老三把家里的冲天炮偷出来继续供给,我们从傍晚八点多,一直打到半夜一两点。男孩子负责丢炮,女孩子也拿脸盆出来,对方有鞭炮丢过来,她们就拿脸盆往上面一盖,嘣的一声在脸盆里炸开。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天的情形。我们那儿有个规矩:大年初一到初四不能打孩子,因为不吉利。结果每次到大年初五,一过12点,我妈就开始打我。当那一年,村里第一个被打的不是我,是老三!

B:你从小就很喜欢闹事?是很调皮的孩子头?

W:我其实是诸葛亮型的,专门躲在背后出坏主意,坏事让别人干。小时候,我妈妈喊我纱门王,因为如果看到纱门凸出去,就是我出门了,凹进来就是我回家了。我们个性比较皮,也敢硬着头皮自己闯出去。

B:以前的玩伴现在都在做什么?

W:眷村有些人走得出来,有些人走不出来。在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男男女女都要离家。像我们这种中下阶层的小孩,第一条路是去当兵,考军校或者考干校、考教职员,都希望你捧铁饭碗,有口饭吃;考不上就停留在高中阶段。所以对我们来说,高中是一个关。当时的大学录取率是10%,考不上必须自己养活自己。我们就在那时离开了眷村。

B:你考上大学了?

W:是的。我很清楚地记得,1975年联考放榜那天,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个叫小为的朋友在家里撞头大哭。我爸爸给我两万台币去读大学,但我妈妈让我重考,因为我们读不起私立大学。我爸爸说,让他去吧,他能考上大学已经不错了。我便背了包,7月就上成功岭去参加新生集训。6个礼拜的训练结束,我收拾一下行李,第二天便上台北。

走的那天我回了趟家,和我妈说:“妈,我不走了。”她理都没理我,在厨房炒炸酱,说走吧走吧,还给我带了两罐炸酱,做得特别咸,因为不容易坏。

B:你和姐姐一起开了“王姐姐的眷村菜”。“眷村菜”有什么特色?

W:眷村菜没什么特定讲法,其实就是南北合。我妈妈那时在市场买很便宜的菜,主妇们没事,便互相交流家常菜的做法,四川、湖南、老东北的都合在一起。最后我们烧的红烧肉是用老玉米做的,红白豆腐是猪血配白豆腐。四川做辣菜,天津做包子,我家做腊八粥,大家就互相交流,换着吃。眷村菜其实就是百家菜、大院菜。

B:你最喜欢哪道菜?

W:台湾的四川牛肉面很有名。其实四川最开始没有牛肉面,台湾人不吃牛肉的,把牛看得很重要。老兵来了,牛肉便宜,弄点辣椒,搞了一大锅,干脆又下起面来,就变成了四川牛肉面。我们还有道菜是黄豆烧牛肉,吃牛肉本来没有用黄豆来烧的,但当时黄豆是美军配给,眷村每家都有。我爸爸当时就在黄豆里弄点酱油,放一点点牛肉,串点味。有段时间,上课的时候臭得要死——大家都放黄豆屁。

B:《宝岛一村》在大陆演出,让很多大陆观众对“眷村”充满兴趣,想了解眷村的历史,这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最大目的吗?

W:是的,这是属于民族的故事。我很高兴看到“眷村”这两个字也在大陆传起来。因为我父亲以前是个很热心的人,经常帮助村里的老人家,是我们眷村的村长。他过世的时候,整个眷村路祭,绕村走一圈。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我做这些事,多半也是为了他。

“我专门找和我一样讲人话的人”

B:在台湾电视界,你是一个另类,虽然做的是娱乐节目,实际上有很多都在讽刺政治。

W:我们做节目也怪,不是唱歌跳舞,开创了很多新的形态。创意的东西,穷则变,变则通,这都是在眷村学到的。我长大会做政治讽刺节目,其实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过伤。因为空军的小孩要上学的话,分“忠、孝、仁”班,我们是最底层的,就要读仁班。但有时忠、孝班满了,有的小孩只好进我们仁班。

我当时有个同学,便是这么到我们班来。他爸爸是连队长,在关岛,全家吃的是美军饷。他坐我前面,我死活看他不顺眼,觉得这个人长得就是比我干净。我记得他有件夹克上有流苏,这是很时髦的元素。上课的时候,我拿剪刀一点点绞掉了。结果他一起身,就和我打架。

B:据说当时的台湾电视界没有背景的很难进去。为什么你可以混进去?

W:我们做电视的时候是比较难,电视节目都是给长官看的。我们这样的小鬼进去,谁理你,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我很勤快,不求目的,只求表现。我的老师是当时有名的制作人江吉雄,他累的时候,我就拼命多做。老师给了我很多空间,让我做创意。

后来我做《连环泡》时,因为是在眷村长大,我嘴巴很甜,很会做人,华视的长官又看我是军人的小孩,大家都喜欢我。那时小伙子在电视台做事很不得了,出去女孩子会自己贴上来。1979年台湾电视制播分离,我成立了第一家制作公司,当时才二十五六岁,先做《综艺100》,《连环泡》做了几百个单元,也没有老师教,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B:你似乎很有眼光:弃大牌不用,偏找貌不惊人的小人物,最后都一个个成功当了大腕,比如胡瓜等人。

W:我一个人把台湾电视改变的。以前不可能带人进电视台,我却带了多少人进电视台。我有平民精神,专门找一些和我一样讲人话的人。我找艺人甚至会去康乐队、小剧场找。胡瓜、方芳、澎恰恰都是这样被找来的。到今天,我还是很热衷找新人。有的小孩可能不适合读书,但很适合表演。

B:你怎么判断他们的表演好不好?

W:就在这个办公室里,胡瓜靠《老实树》翻身。他以前在康乐队,就是一个跳舞的,后来在一个不太红的节目里客串。那时我已经有点名气了,我去看他,觉得他很有趣。他掰一个事情,乱说八道,但脸不红气不喘。我觉得这小子太厉害了,太能乱说,就找他来,说我帮你设计一个东西,做一个访问的单元;我的原则是你小牌来访问大牌,但大牌都很注意形象,不会说真话;“树倒猢狲撒,墙到万人推”,只要大牌一说谎话,我们就把树推倒。

10分钟后,我们就谈好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带着胡瓜进去,第一期来宾是张帝。张帝一说话,我锣一敲,钮一按,树就倒了,张帝很紧张,连忙站起来扶这个树。我在后面一看,心里就知道:这个节目红了。

B:你制作了这么多成功的电视节目,你觉得节目要成功有什么诀窍?

W:现在台湾的环境比以前差太多。可是不管是综艺还是喜剧节目,表演的方式都一样,媒体是为了反映那个时代的需求。会做电视节目的人,对社会的脉络很熟悉,很入世地关心很多事情。一个东西不外乎是内容和表现方法,越做越熟。观众其实很容易被教育,你想一个东西,他就会跟着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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