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三个女儿 吴宓 : 中国的“雪莱”

2019-01-30 - 吴宓

1894年8月20日,中国西部黄土高原,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富贾之家吴府,主人吴建寅有弄璋之喜。因为此时正值秋季,北斗七星斗柄指西,吴建寅遂以“吉人天相”之说,按照《尚书》中“陈璇玑之玉衡”一句,为新生儿取名玉衡。“玉衡”本是北斗七星中的斗柄四星的主星,操持着北斗的斗身,上合天象,下应时运,含义深刻,可见做父亲的对儿子期盼之殷切。

吴宓的三个女儿 吴宓 : 中国的“雪莱”
吴宓的三个女儿 吴宓 : 中国的“雪莱”

吴玉衡长大后亦十分喜欢这一名字,他后来编年谱时特意在年谱中详细地绘制了北斗七星图,或许他也与其父一样,认为自己是天上星宿下凡,这一生注定不走寻常路。只是他不久就舍弃了此名,他的祖母杨太夫人以他体弱多病为由,为他改名“陀曼”,希望能使他变得健壮起来。可惜新名字并没有带给他福气,终其一生,他都没能够摆脱孱弱的身子骨。

吴宓的三个女儿 吴宓 : 中国的“雪莱”
吴宓的三个女儿 吴宓 : 中国的“雪莱”

17岁时,吴玉衡第二次改名,这一次改名,改写了他的人生。当时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举行招生考试,已经超过规定的15岁年龄的吴玉衡,为了能够顺利考试,不得不临时改名,以隐瞒真实年龄。仓促之中,他取出随身所带的《康熙字典》,闭着眼睛翻开一页,随便用手指了一个字,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宓”字,于是他就以“吴宓”作为自己的新名字,此后再也没有改过。

吴宓的三个女儿 吴宓 : 中国的“雪莱”
吴宓的三个女儿 吴宓 : 中国的“雪莱”

这不过是个偶然,但谁又能说不是必然呢?这个名字的确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1年初,吴宓通过复试正式入学,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届学生。他的人生从此与清华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半世清华情缘,一生念念不忘。

吴宓的三个女儿 吴宓 : 中国的“雪莱”

二、长安一公子

在惠风和畅的清华园里,人们常常会看到,吴宓在园中不停地来回跺步,徘徊反复,总是眉头不展,显得多愁善感。这个接受了旧式纲常伦理的灌输和私塾里四书五经的教育、后来又受到维新思想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浸染的忧郁少年,在旧学与新学、传统与现代的混杂中矛盾重重。

其实吴宓的忧郁气质,一半来自天性,一半来自家庭。

吴宓出生后第二年,生母李氏夫人即病故,四岁时,他由祖母做主过继给了叔父吴建常,叔父是新派人士,指导他读书,帮助他开阔眼界,在他启蒙之年影响颇大。但吴宓自幼就失去亲生父母的关爱,使得他终生引以为憾。他的生父吴建寅对于他的生母绝口不提,连遗物也毫无保留,他对生母一无所知,他与生父十分隔膜,在他的成长中,亲情是不完整的。

家族中对吴宓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母杨太夫人,祖母生于宦官之家,精明能干,持家有道,使吴宓养成了清正自廉的家风。另外还有吴宓的继母雷夫人,她是全家乃至全族妇女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容貌端庄,行为通达,对吴宓关怀备至,但雷夫人与杨太夫人婆媳不和,经常因为吴宓的教育问题而争斗。

吴宓夹在祖母与继母的矛盾中左右为难,委屈求全。吴宓后来回想起童年时光,说祖母对他的溺爱和纵容使他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惯,他一生感情冲动,固执私见,不辨是非,皆受祖母影响。吴宓从小体弱多病,也是因为受祖母管束不许他多活动所造成的。

此外,吴宓在清华读书期间,清朝一夜覆灭,国家动荡不安,乱世风云变幻,强烈地冲击了他年轻的心灵,令他忧国忧民,感时伤怀,他立下“身非一己物,志为斯民图”得志向,但身为柔弱书生,他也深感自己势单力薄,难能作为,难免伤感失落。

年轻的吴宓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性格,轻率浮躁,反复多变,冲动异常。他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缠绵多思和慷慨多情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本性难移,他逃不过宿命。

清华是新式学堂,但吴宓在接触西学志余仍坚持研读中国古典文学,试图从精神的力量之中寻找救国之路。

三、中国的雪莱

吴宓天性是诗人气质,多情善感,率真任性,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肠回九转困诗魔”。诗与文学,是他与生俱来的至爱。他曾说过:“余生乏机械而富感情,一时思潮激越,常觉刹那之间,另有闻见。于诗虽未深学,而天性为近,以为作诗乃有无穷快乐。”

1917年初秋,早岁负笈清华的吴宓23岁了,这一年他终于得以远赴美国留学。

刚到美国时,吴宓先是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新闻学,一年后便改读了哈佛大学的西洋文学。当时文学普遍被认为是“无用之学”,但吴宓却对它情有独钟,他埋头苦读,狠下功夫,十分努力,对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有了极深的研究,为他后来能在比较文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宓在哈佛三年,师从美国著名文学家白璧德,接受了导师的新人文主义,回国后大力宣传,以寻救国之路。

1919年,吴宓在俞大维的介绍下结识了一生的挚友陈寅恪,两人一见如故。吴宓对学问渊博的陈寅恪钦佩之至,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吴宓素来崇拜英国诗人雪莱,他在哈佛期间选学浪漫派的专题就是雪莱,1936年是徐志摩四十冥寿,吴宓特意写了《徐志摩与雪莱》一文以示纪念。吴宓曾参观过牛津大学的雪莱纪念室,并题有诗云:“理想入玄冥,热情生迷误”,“至诚能感人,庸德或失度”,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中国的雪莱”呢?

吴宓一生只写古体诗,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面对新文化运动后古文衰微的局面,他心痛不已,曾在课堂上发誓:“只要吴宓活着,文言文永远不会死。”

他始终以诗人自居,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一篇漫谈各省籍贯的当代名人的文章,其中提到陕西时说有“关中四大”,即“书法家于右任、诗人吴宓、水利专家李仪祉、高僧虚云”,他看后十分兴奋,毫不掩饰“诗人”二字的喜悦,不停地喃喃道:“诗人吴宓啊,诗人吴宓……诗人,两个字……”同时他也感到不安,说:“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排在仪祉、虚云之前呢?”

所谓诗人,一半浪漫多情,一半敏感矛盾,逃不过的是本意,躲不开的是天性。

四、学生的教授

1921年,才华满腹的吴宓回到了祖国,他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他一生看重自己的教授身份,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三尺讲台,桃李满天下。

吴宓古貌古心,坦诚真挚,他的学生温源宁说:“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

据吴宓的学生回忆,课堂上的吴宓,常穿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顶土棉纱睡帽就走上讲台。打扮虽然古板,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而且开讲时,笔记或纸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内容均脱口而出,讲到得意时,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每天早上七点半,他会准时出现在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很快,讲义抄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写着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学生上前偷看,发现他所写的,竟全凭记忆。

吴宓是完美主义者,事无巨细,力求完美。尤其是上课,他的认真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会提前备课,写教案。 待到半夜时分,别人都睡下了,他仍在埋头备课,抄写小纸条。第二天一早,别人还没醒,他已经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反复诵读。

他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下课后,他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才离开教室。

他被形容为“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写下的外文字母及数字,笔画粗细,好像印刷的一样整齐。他对于学生的爱护,亦是发自肺腑,尽在细微之处。

晚年在老家养病期间,吴宓听即将高考的外甥女说一些中学因为找不到外语老师而无法开英语课,他急切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1978年1月17日,听人说,吴宓离世那一天,临终前断断续续的是呓语:“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为人师表者,当如吴宓。

五、红楼梦中人

吴宓少年时读到《石头记》怦然心动,自认为就是《红楼梦》里人。吴家是个大家族,宗亲繁多,人丁兴旺,富甲一方。吴宓出自崇厚堂,院中厅堂深幽,花园点缀,曲折多致,颇有《红楼梦》里的感觉。

吴宓因此而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新旧姻缘》,但一直在构思,终究未能完成。

吴宓一生痴迷于《红楼梦》,他曾做过多长有关《红楼梦》的讲演,备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吴宓首次把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归结为“诗人”,多情善感,同贾宝玉一样,吴宓亦一生为情所困,他也自比为宝玉。他的朋友顾毓琇曾写诗说他是“千古多情吴雨僧”,他的同事笑称他是“情僧”,他亦乐在其中。

陈寅恪说他是《红楼梦》里的妙玉,他引为知己。他觉得自己更像是紫鹃,因为他觉得紫鹃对于林黛玉的爱护是最纯粹无瑕的。他曾在《武汉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论紫鹃》,在文中将紫鹃的忠诚、善良、执着褒奖备至,文章结尾,他写了一句:“欲知宓者,请视紫鹃”。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吴宓发现学校对面有一家湖南人来的牛肉面馆,竟然起名“潇湘馆”,他大怒,认为亵渎了林黛玉,前去砸馆,强令老板改名,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有人出面调停,将“潇湘馆”改作“潇湘饭馆”才了事。

吴宓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既非索引,亦非考据,而是把它当成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

六、多情吴雨僧

吴宓一生为情所困,婚恋一波三折,未能体验到家庭之温馨。

在哈佛留学期间,吴宓与清华的一位学弟陈烈勋的姐姐陈心一订婚,同时也认识了清华同学、一道留美攻读教育学专业的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陈心一与毛彦文是浙江女子师范的同学。1921年吴宓回国迎娶了陈心一。1924年,毛彦文却被朱君毅退婚,吴宓参与调停,竟对毛彦文由同情而生爱慕,并于1929年与陈心一离婚,但毛彦文对于吴宓总是若即若离,似允终拒。

1930年秋,毛彦文突然嫁给了65岁的熊希龄。吴宓难过得不能自已,一句“吴宓苦爱毛彦文,三州人士共知闻”将他对毛彦文的痴恋昭告天下,感动了天下人,唯独感动不了毛彦文。

1933年,熊希龄病逝,吴宓再次向毛彦文求婚,再遭拒绝,毛彦文宁愿寡居终生,也不愿嫁给她。

陈心一为他生了三个女儿,可贵的是,吴宓并无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他对三个女儿极为疼爱,引以为豪:“有人重男轻女,女孩子有什么不好?林语堂是三个女儿,陈寅恪是三个女儿,我也是三个女儿!”

1953年,60岁的吴宓与20多岁的邹兰芳结婚。三年后,患有肺结核的邹兰芳病逝。在后人看来,这段婚姻带给他的完全是一个累赘,但他又太重情,对亡妻始终念念不忘。

1964年,吴宓到成都开会,好友姚文青劝说他与前妻陈心一复婚,陈心一和三个女儿都有此意,只等吴宓点头应允,但吴宓不为所动,说他心中仍放不下毛彦文,毛彦文早已经在解放后便去了台湾,吴宓深知此生他们已无缘再见,但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他对于毛彦文更像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吴宓信奉雪莱的那句名言:“爱情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不会减弱。”但是他用错了情,负了自己,亦负了别人。

七、孤独的英雄

解放战争临近尾声,国民党陆续撤往台湾,许多文人学者纷纷离开大陆,吴宓先后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聘约,也婉拒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的恳切,更是拒绝了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的请求。他拒绝离开祖国,他选择同他的挚友陈寅恪一样留下。

1949年4月底,吴宓前往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先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正式在蜀地定居了下来。

这一年,吴宓的生父去世,第二年,嗣父又去世。吴宓的人生也到了秋风萧瑟的季节,凄风苦雨,不胜悲凉。

1950年4月,相辉学院和勉仁学院相继被撤消,吴宓转到四川教育学院任教,9月份又随该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先后在历史系和中文系任教。

1959年岁末,吴宓60岁了,他感慨万千地说道:

“至六十岁后,卑躬屈节,尽弃理想与人格,揣摩迎合,以求自保其生命与职位。今宓生世已深自羞惭,而学问与著作亦无可言。……今虽犹生存,实无异于死,即不死而久活,亦无益于人,无益于己。”

1961年,吴宓经武汉至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没想到一别即是生离死别。1969年,陈寅恪夫妇相继逝世,吴宓直到两年后才知道。

1974年,吴宓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备受迫害。因为他在“批林批孔”的大浪滔天之时,却高昂着头颅,喊出了“头可断,孔不可批”的呼号,他立即成为了西南师范学院的大罪人,最终被打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队伍,横遭批斗,以种种罪名,下放到四川梁平劳改。

那时有人说:“吴宓的反革命帽子是自己争下的。”的确如此,吴宓也这样承认:“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

吴宓并非缺乏政治的灵敏与警觉,他只是有自己的坚持,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不愿像别人一样明哲保身,他心中自有真理,所以无畏亦无惧。

他像一头孤独的狮子,做了自己的英雄,也做了中华文化的英雄。

身在牛棚中的吴宓仍然不思“悔改”,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对他的批斗和折磨更甚,他被架上高台示众,这个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感到头昏目眩,浑身直打哆嗦。但红卫兵并不会因此心软,他们变本加厉,将他推倒在地,他的左腿因此骨折,随后他又遭到断水断饭的折磨,腿伤稍好后,红卫兵即严令他打扫厕所。

最终,有一天清晨醒来,吴宓发现他的眼前一片模糊,不久,即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他再也看不见了。

吴宓从13岁开始写日记,事无巨细,每日花销、生活琐事、亲友之事、心情故事皆详细备至。在“文革”期间,他仍写作不停,以致于看管他的红卫兵也不得不让步,破例允许他每日书写。可惜他的日记在动乱中多数遗失,残缺不全。吴宓生前并未留下半部论著,他的日记是后人研究他的最佳史料。

“文革”结束后,吴宓的亲人去西南师院探望他,发现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件蓝布面的棉袄勉强能穿,上面有三十六处缝补。吴宓眼睛失明后,腿又残疾,就有一些骗子来偷他的书,更有甚者,想尽办法来骗吴宓的钱。

1977年,吴宓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妹妹吴须曼接他回了陕西泾阳老家,当时吴宓所有的积蓄,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

在老家养病的一年中,每次吃饭前,吴宓都会反复地问妹妹:“还要请示吗?”听者无不叹息。

他还困在当年劫难的阴影中,临死都未能走出来。

1978年1月17日,春天马上就要来了,但吴宓却走了。

一年后,吴宓被平反昭雪,可惜他已看不到了。

1981年1月17日,吴宓走后的第三个年头,吴须曼将他的骨灰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有人说,他的一生都是悲凉,最后连安息的地方也是,或许只有悲凉的地方,才能读懂他的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后人终于读懂了大师,看到了他的天真烂漫、他的赤子之心,愿他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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