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特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中的邹韬奋

2018-10-31 - 七君子

东北网鸡西11月3日电 今年11月5日,是我国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先生诞辰1 10周年,本刊特从《韬奋年谱》中选辑了有关七君子入狱前后的内容,以志纪念。《韬奋年谱》为韬奋先生的女儿邹嘉骊所编,该年谱史料详实,并插入大量韬奋先生的回忆与手稿,是韬奋研究的最新成果。

多特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中的邹韬奋
多特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中的邹韬奋

凌晨被巡捕强行带走

1936年11月,日本驻沪领事馆总领事、武官等不断向国内发出秘密情报,报告上海纱厂工人罢工,救国会、中共地下党的抗日活动。当月18日,日本领事直接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和秘书长提出,要求“抓共产党”,并点名要求“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

多特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中的邹韬奋
多特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中的邹韬奋

23日凌晨两点半时,韬奋被凶猛的打门声和妻的惊呼声所惊醒,说是巡捕房来的,他赶紧加上一件外衣,从楼上奔下去开门。四五个人一拥而入。韬奋在他的传世名著《经历》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手枪,一进来就向随来的翻译问我是什么人,我告以姓名后,他表示惊异的样子,叫翻译对我说,要我立刻随他们到巡捕房里去。当时天气很冷,我身上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睡衣,外面罩上一件外衣,寒气袭人。那位法国人和翻译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还有两位是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两位仁兄在我小书房里东翻西看地搜查,手忙脚乱地拿了一些信件和我由美国带回的几十本小册子。

临走时,我安慰了妻几句话,并轻声叫她在我走后赶紧用电话告知几位朋友。出了弄口之后,巡捕房的两个人用备好的汽车,陪着我乘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去(现建国中路22号)。下了汽车以后,刚走上石阶两三层,瞥见有两三个人也挟持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

被拥至二层楼上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后,由那个法国人开始问话。他很客气地说,捕房捕我,不过是应中国公安局的要求。我说我要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说中国公安局告我是共产党!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一边问,一边就笔录下来。问后那个法国人走了,那个翻译对我说:“对不住,今天夜里要请你住住监狱,明天上午八点钟才送法院。”

他带我到楼下的另一间办公室,大概立了一小时左右,有个穿西装的中国职员押着史良律师进来。我们仍不许谈话,只能远远地点头微笑。一个安南巡捕开始搜查,取走了装钱的小皮夹子、领带、吊袜带、手表、鞋带、吊裤带、里裤带,取去“不能一刻离的近视眼镜”!这种手续大概是预防犯人要暗寻短见吧。我们都要这有用之身为救国努力,谁愿寻短见呢!

由律师交保释放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左右,韬奋由囚室被提了出来,他和章先生史女士同被几个巡捕和法院的法警押到高三分院去。史良先走,他和章乃器随在后面,有个法国人用手铐把他们两人的左手臂套在一起,把锁锁上。套手铐也是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刹那间,韬奋脑际闪过奇特的感觉,觉得这是使人不胜愤怒的侮辱,但想到自己所以受到这样的侮辱是因为努力参加救国运动,就更应该把这愤怒转变为继续奋斗的力量。

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就昂首挺起胸膛大踏步走——虽脚上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

往待审室上楼梯的时候,已有亲友数十人在旁拥聚着等候。韬奋在《经历》中写道:

进了待审室后,我和章先生的手铐被开了锁,脱了下来。在这待审室里,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随便谈话,各人彼此告诉了前一夜被捕的经过。我们三个人都住在法租界,所以都捕到法捕房来。外面传送的消息,说前一夜在公共租界被捕的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四先生,于当日上午十点钟经高二分院开审后,于当天十二点钟即由各人的律师保了出来。

正谈论间,法警室的门又偶然开了一下,章先生瞥见沈先生在门外笑着举手向我们招呼。想到沈钧儒自己午后才被保出,就不顾劳瘁地跑来看我们,是很可感的。

我们三个人等到四点多钟才开庭。审判长对于我的问话,总结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我和共产党有无关系;二是我有没有参加煽动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关于第一点,他们所根据的,是我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共同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名叫《团结御侮的最低条件和要求》。

关于第二点,我所做的只是捐了一天的薪水所得,救济日本纱厂里罢工后饥寒交迫的中国同胞!就是和我们毫无个人关系的法捕房律师,也当庭宣称,捕房政治部曾经把所搜去的印刷品研究一番,觉得只是爱国的文字,一点没有犯罪的证据,所以不允许公安局移提(即引渡)。结果我们三个人当夜八点钟左右由律师保了出来。

我出法庭后,就被一部分朋友拥进汽车,直驱觉林去吃晚饭。沈钧儒先生也赶了来,跑进来两手紧握着我的两臂摇摆。这夜我回家好好地洗个澡,很舒适地睡了一夜。

再次被捕入狱

11月24日,沈钧儒在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又被捕房捕去了!随后又有朋友打电话来通知,王造时、沙千里也再次被捕了!李公朴睡在朋友家,未即捕去。午饭以后,韬奋的律师来电话称,接通知,法院已定下午四点钟开庭,嘱三点钟到事务所后一同前去。

法院延展到当夜十二点才开庭,律师和家属均不得入内。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律师再请求交保,不许。韬奋和章乃器被几个法警押送到特区第二监狱里去羁押。走进了一个大铁门,便是监狱所在地了。他们没有把人放进盗犯们的监狱,却关到幼年监狱里面去。

囚室约有六七尺宽,十几尺深,排着一个两层的小铁床,一张小木椅(骨牌凳)。角落里放着一个马桶。下层的铁床已有一个青年睡着。看守把他叫醒,请他搬到上层。家里的被窝已交来。余下的铁床只有一层,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人要睡地板,彼此互让。

同室囚犯姓周,是个政治犯,一个可敬爱的青年。他看他们两人里有一个要睡地板,就再三要把他的那一层床让出来,他自己情愿睡地板,经再三婉谢,他才勉强照旧睡下去。

25日,韬奋对前来看守所探望的朋友说:“我素日坦白,毫无所惧。如最近我出了一本《坦白集》就可以看出我的态度。我最近因为和章沈陶诸先生共同发表了一篇凭良心说话的宣言(即《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后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此宣言有所答复,他们便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有什么权利禁止别人不来答复?为了救亡工作,非常忙苦,藉此大可休息一下。”

各界人士积极营救

11月23日,宋庆龄致函冯玉祥,并托付孙科迅往南京,把此信面交冯玉祥“共同商议”营救“七君子”一事。孙晓村和一董姓先生,为“七君子”被捕事走访冯玉祥。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君子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

24日与25日,冯玉祥三次会见杜重远,谈“七君子”事“久之”。26日为“七君子”事,孙科带宋庆龄信一件交冯玉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昨闻章乃器、沈钧儒等七人,在上海被公安局拘捕,窃以章等之热心国事,宣传救国,立论容有偏激,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藉此以促进国人更团结于中央抗敌御侮之宗旨下。

26日宋庆龄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发表声明: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我要指出日人方面这种策略,完全会出于他们原来的意料之外,仅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忿怒和爱国的热诚。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哩!

同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以“国密”特急致电南京冯玉祥、孙科等:当此日人主使匪伪侵我绥东,全国舆情极端愤慨之时,政府对于爱国运动,似不应予以压迫。务恳迅予援救,以顺舆情。

2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发表了《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对国民党政府二十五日正式公布的,强加在“七君子”头上的所谓“罪嫌”和逮捕理由,逐条进行了批驳,并再次呼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政府如真欲取信于人民,明示抗敌之决心,则首先对民众自动组织之救国团体即应开放,而允许民众以最大限度之救国自由。

“移提”到地方监狱

26日晚上7点钟左右,韬奋等人突然接到通知,要到法院去开庭。到了高三分院的法庭以后,才知道是上海地方法院来“移提”。据说根据上海法租界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或特区法院“移提”犯人。这次,他们便设法转个弯儿,由上海地方法院出面来“移提”。结果当然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理由据说是“妨碍秩序嫌疑”。

到了地方法院之后,韬奋和章先生各人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面。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在方洞口张望,轻声问是不是韬奋先生。“我说是,略谈之下,才知道他也是我的读者,在法院里任职员,正在吃晚饭,听说我来了,就连饭都不吃,特跑来安慰我。”

同日,下午六点钟左右,乃由地方法院转解到公安局里去。“法院里有几个职员赶出来和我们握手送别,我们又觉到爱国的同胞们随处给予我们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我无意中和章先生说出了这句话,在旁边同走的公安局的科员插着说:‘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动。’我说:‘这倒不是我们几个个人的人格问题,却是有许多同胞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的流露!’”

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已被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韬奋在《经历》中写道:我们一进公安局,就被引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我们在患难中相见畅谈,当然是格外快慰,彼此诉说了一番经过的情况,又说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话语。

我踏进房里一会儿之后,觉得奇特的是总有一个不相识的人立着或坐在一个角落里,我已直觉地知道这一定是用来监视我们的;后来知道他确是侦察队的侦探,奉命来监视的。房前的露台上还有四五个“武装同志”(警察)在那里监视着。

我们所干的是救国运动,我们所谈的也只是关于抗日救国的事情,我们不但用不着避他们,而且当着他们大谈我们对于救国的主张,大讨论我们对于救国的意见;侦探们听了不但不觉得我们是什么大逆不道,而且深切地表着同情!他们和我们相聚了几天,甚至觉得每日来监视我们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和职务。不仅侦探们如此,就是那些“武装同志”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每天的时间却过得很快,上午七点半起身后,同在客厅里早操,早餐后最重要的事是催报看,有时看得到,有时看不到。可以接见的时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着见客。后来只许接见家属,除开六人讨论会或谈话会外,有的下围棋,有的看书,便很快的过了一天。

28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设晚宴招待我等六人,诡称抗日救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两样,只要把“误会”解释清楚,便没有事了。我等驳斥了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组织非法团体、煽动工潮、勾结赤匪一类罪名,把蔡某的虚伪手法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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