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2018-10-31 - 七君子

这是“七君子”出狱时在监狱里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资料照片)。

七君子出狱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西湖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西湖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各地群众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纷纷成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西湖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西湖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同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西湖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西湖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了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七人。各地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也来信来电向沈钧儒等7人表示同情、支持和慰问,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救国会所努力争取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人们都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必然能无罪释放。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继续把一切爱国运动视为“危害民国”,继续对“七君子”进行迫害。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对他们7人正式提起公诉,并通辑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随后国民党反动派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两次开庭对“七君子”进行审讯。

“七君子”在狱中,为了坚持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发表《答辩状》,逐条驳斥《起诉书》中的诬陷,要求依法判决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七君子”在苏州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据理驳斥司法当局的诬控,把审判长驳得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审判以审判者的失败,被审者的胜利而告终。

在法院对“七君子”案提起公诉和审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举行群众集会,开展了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宋庆龄亲自到关押“七君子”的苏州监狱,要求和他们一块坐牢,以示抗议。由于“七君子”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到此宣告结束。

日军是“七君子事件”幕后黑手

2004年3月26日上午,再现“七君子事件”七主角形象的大型青铜塑像在上海福寿园落成。

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说,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但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八封密电中可以发现,“七君子事件”的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他们的幕后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还向记者出示了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为这些密电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八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

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幕后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

邹嘉骊说,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七君子”被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沈钧儒等人早已在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

”“七君子”被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推翻了过去历史上对于“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幕后黑手。

日军密电摘录

“七君子”是1936年11月22日相继被捕的,从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发生前4天,密电就称:

“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5人……”。从当时这一密电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日方唆使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

23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致本国陆海军电十七(机密第352号):……今日凌晨已在静安寺路署辖区与法租界分别将李公朴、沉钧儒、王造时三人(都有大学校长名义)及史良(女律师)秘密逮捕……”。

同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若杉总领事致本国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第550号密电中指出:“23日上海俞鸿钧就已发电537号(一)项谓寺崎云:救国会后台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举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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