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

2020-02-15 - 启蒙运动

长期以来,这场运动一直在遭受批评,尤其在英国。“理性的时代”——这一传统上用来描述18世纪思想的合成术语——被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斥为一个充满肤浅和呆板观念、对抽象理性的力量总是骄傲而自负的思想家的时代。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

(人们认为,启蒙时代的人相信)理性本身就可以提供关于人类、社会、自然和宇宙的所有知识,能够促使他们发起对政治和宗教现状的批判,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提供基础。然而,世界远比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坐在椅子上空想的情形要复杂(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也如此认为),尤其是想象力、感觉、传统与历史的有机力量,以及关于灵魂的神秘现象。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说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有吸引力的,但总体上是肤浅的,其危险的程度令人恐惧。它大肆夸耀的博爱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后违反人性的罪行的发生(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如此认为)。今天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冷漠无情的批评家们仍然持有类似的观点。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

在19世纪,很少有人善待“理性的时代”。浪漫主义者认为它是没有灵魂的,保守主义者则批评它过于激进,与此同时,激进主义者则因为发现其领导者尤其是伏尔泰本质上是世俗的精英主义者和沙龙的健谈者而非革命活动家而感到哀伤。只有在20世纪,当我们了解到思想与行为之间真实存在的复杂关系之后,我们才逐步体会到了启蒙运动微妙的讽刺意味。

【启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什么是启蒙运动?

首先,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将18世纪称为“理性的时代”,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在那个世纪,许多顶尖的知识分子本身都不认同17世纪信奉理性主义且建构起整套体系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他认为“清晰、判然的观念”对于理性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和莱布尼茨。

他们批判这些17世纪理性主义者的程度之激烈,如同他们反对最初在中世纪由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所创立(“托马斯主义”)、后在天主教宗教改革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理性主义经院神学一般,后者在他们眼中只是文字的诡辩而已。

在牛顿自然科学大受认同的背景下,启蒙运动时期的“男人们”认为经验和实验,而非先验的推理,才是获得真知识的关键。人本身不仅是思考的动物,也是感觉的动物。

诚如同戈雅所说,“理性沉睡,心魔生焉”,但是如果离开了经验和感觉,理性也同样会走向谬误与荒诞,这一点伏尔泰在其哲理小说《老实人》之中,就以讽刺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书中的配角人物邦葛罗斯博士(Dr.

Pangloss)盲目相信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主张,认为“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在走向美好”,结果他却对于在他“最好的鼻子”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残忍与痛苦之事完全视而不见。

如同盖伊所强调的那样,启蒙运动的支持者们既非认为理性等于一切的理性主义者,也非让感觉、信仰、直觉和权威来控制其判断力的非理性主义者。他们批评所有这些过于简单化的极端思想,因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是批评家,目的是要将人类的理智用作理解人性、分析人的社会存在以及人所处自然环境的工具。这样的认识将会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建立奠定基础。

他们自称“哲人”,该词的法语形式为philosophes,由于该词没有一个准确的英语单词来对译,因此下文将以该词作为这一群体的名称[偶尔也会用德语的“启蒙者”(Aufklärer)一词]。不过,我们切勿认为他们类似于今日典型的哲学教授,后者只会在其学术的象牙塔中为词语之间的细微差异而感到痛苦。

确切地说,他们是世俗之人——报刊编辑、宣传家、激进主义者,不仅试图去理解世界,而且还要去改变它。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将“哲人”定义为“摒弃偏见、传统、普世的共识与权威——一句话,所有禁锢人们头脑之物——并敢于为自己而思考”的人。

伏尔泰挺身而出,参与抗议18世纪60年代一系列名噪一时的司法案件中法律不公的运动;哲人兼经济学家的杜尔哥(Turgot)还曾一度担任法国的财政大臣;美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则使得电学为人所知,不仅发明了双焦眼镜和避雷针,还在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往日,哲人们被嘲讽为独断的系统建构者,只会沉迷于自鸣得意的经济方案以及“存在于大脑中的空虚乌托邦”,然而,对狄德罗和孔多塞(Condorcet)等知识分子更为全面的了解打破了这种传统印象。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描述他们的思想时应避免过于简单化。

他们经常使用通俗的语言,为的是能在人民当中普及他们的思想。他们经常用口号来表达观点(他们需要如此,以便人民能够倾听),但是,在这些口号的背后存在着许多微妙之意。

大约从1760年开始,伏尔泰开始抨击宗教的种种罪恶,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Écrasez l’infâme),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伏尔泰对所有的宗教全面开战,那就有失肤浅。20世纪警察国家的经验应该可以告诉我们,为何哲人们在不同形势下的说话方式不尽相同:他们时而直言不讳,时而为了避免无处不在的审查而以谜语或寓言的形式长篇大论。坦率的谈话并不总是可行或有效。

一旦清除掉根深蒂固的神话和偏见,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评估启蒙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不过这并不容易。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最乐观的环境下,盖伊写出了一部耀眼而同时又富有同情心的启蒙运动著作。他在书中将启蒙运动刻画为一个整体(“只有一个启蒙运动”,是由一群大体上相互认识同时又相互欣赏,或者至少熟悉彼此作品的人所发动的。

他们来自欧洲的主要国家和英属北美殖民地。他们当中有法国人,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有英国人,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David Hume)、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有日内瓦人,如卢梭(Rousseau);有德意志人,如霍尔巴赫(d’Holbach)、康德、赫尔德(Herder);有美国人,如富兰克林。

他们是盖伊所说的哲人的“家族”或“小圈子”的核心人物,活跃于18世纪20年代直到80年代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前夕,此时也是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的时期。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他们的贡献只是稍小一点,影响力也仅是稍弱一些:心理学创始人拉美特利(La Mettrie)、孔狄亚克(Condillac)、爱尔维修(Helvétius),功利主义的创立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意大利的刑法学家和死刑刑罚的反对者贝卡利亚(Beccaria),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美国宪政自由权利的缔造者杰斐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等。

盖伊也愿意承认,与每一个关系亲密的家族里的成员一样,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但他强调他们在根本问题上的态度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都致力于批判社会不公,揭露旧制度的无能;致力于通过知识、教育和科学,将人类从无知与谬误、迷信、神学教条,以及教士的阴魂影响中解救出来;致力于灌输一种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的新态度(盖伊巧妙地称之为“勇气的恢复”);致力于为创造更大的繁荣景象、更公平的法律、更温和的政府、宗教宽容、思想自由、专业的行政管理,以及更为重要的个人自我意识的强化而投身实际行动之中。

正是由于盖伊对这一“博爱党”(Party of humanity)所做的全面的群像描绘,哲人们不再被讥讽为一群脑袋尖尖、卖弄知识的装腔作势之人。

不过,盖伊的研究只能作为解释启蒙运动的出发点,而非终点。如果深入挖掘档案文献或者从新的视角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许多问题依然有待解释。首先就是将军与士兵的关系问题。盖伊做出主要研究启蒙运动当中“伟人”的决定当然是出于对伏尔泰与卢梭等人崇高声誉——在许多人看来是“恶名”——的尊敬。

保守派经常谴责这些人物,就好像他们单枪匹马地发动了法国大革命一样。盖伊的策略使他能够深入到表象之下,揭示出他们复杂的一面,他们会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思想,而不仅仅只是书脊上的名字而已。

但是,近来的学术研究不再只将目光投向这些“顶尖的精英”,而启蒙运动的“温床”则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是什么样的文化生活、什么样的作者和读者群让这些巨人得以蓬勃发展?他们的学说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传播到广大的读者那里?谁在他们死后继续完成他们的使命?除了“上层启蒙运动”之外,难道没有一个“下层启蒙运动”吗?难道不存在一个“大众的启蒙运动”来作为对精英启蒙运动的补充吗?这些是第5章将要讨论的问题。

是把启蒙运动视为一场主要由一小部分杰出人士充当先锋的精英运动,还是视之为在一条宽广的阵线上汹涌向前的思想潮流,这一选择显然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评判这一运动的意义。领导层越小,启蒙运动就越容易被描绘为是一场思想上的激进革命,是用泛神论、自然神论、无神论、共和主义、民主、唯物主义等新的武器来与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做斗争的运动。

我们兴奋于伏尔泰怒吼声中发出的伟大呼喊即“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以及“让中产阶级震惊”(Épater les bourgeois),这些口号让教会与国家战栗不已。

但是,另一种解释也是有可能的,即强调应减少对那些位于风暴中心的少数人的关注,而要更为关注那些在欧洲各地不断增加的能言善辩的、富有修养的男男女女。丹尼尔·罗奇(Daniel Roche)将这些人称为“有修养的人”(gens de culture);他们普遍都受过教育,活动于“公共空间”,为自身进步主义的观点和“文雅的”生活方式而自豪,对伏尔泰等人略懂一二——可能只是当作一种炫耀,但有时也确实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这种观点也就意味着,要将启蒙运动视为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一场突变,而非由一支志在摧毁它的暴力革命队伍掀起的运动。那么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上的先锋运动吗?或者要将其看作文雅上流社会创造的一个普通名词吗?此外,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启蒙运动是否真的改变了它所批判的社会呢?或者说是不是它反而被这个社会改变了,并被它所吸收了呢?换言之,是权力集团得到了启蒙,还是启蒙运动被融入权力体系之中了呢?这些问题将在下文第6章、第7章和结论部分予以阐释。

许多其他问题的解释取决于我们是将启蒙运动视为发生于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的“好战运动”(充满讽刺的是,吉本也曾这样描述早期基督徒的活动),还是一个影响更为广泛的思想运动。首先,我们必须提出启蒙运动在推动变革方面的实际影响这一问题。

盖伊恰如其分地强调说,哲人们蔑视那些天马行空的空想家,他们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所说的“实践”(得到理论指导的实际活动)。当狄德罗应叶卡捷琳娜二世之邀访问俄罗斯时,他向女皇详细解释说,这个国家当前最急需的是工匠和技工。

伏尔泰也在他的道德寓言《老实人》的结尾,借英雄人物之口说道:“我们必须照料我们的花园。”(换句话说,要行动起来。)(这只是那本充满含蓄双关的书中最后一个模棱两可之处:伏尔泰的这句话也有可能具有某种面向个人的含义:我们必须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如盖伊所说)哲人这个群体是“渺小的”,而且如果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赖以谋生或者闻名的手段是写作而非参政,我们还能现实性地期待他们一个个都能在历史舞台上成为拥有改变人类进程之力量的拿破仑吗?确实,爱德华·吉本担任过很多年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但众所周知的是,他从未在议会单独发表过任何一次讲话。

当然,他们对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定然是复杂的。伏尔泰从未担任过公职一事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他多年来一直都在与“开明君主”也就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大帝)保持着联系。然而看起来腓特烈非但没有留意伏尔泰的建议,反倒希望这位哲人能够听从他!

当然,腓特烈思想先进(他公开反对宗教信仰),并对王国政府进行了现代化改革。然而,在高度人性化的表象之下,腓特烈治下的普鲁士作为一个漠视个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军事化的、渴望战争的国家,它歪曲而非实现了“博爱党”的真正目标。

这里的关键之处与其说是人格的影响力问题,或者说是善意与恶意的问题(亦即“玩世不恭的开明专制君主们是否恶意利用了天真的哲人们”的问题),毋宁说是启蒙运动理想的目的与作用问题。哲人们宣称,批判理性将会带来自由。

他们认为,理性和科学将会使人更为仁慈和幸福,不过近来有部分学者提出,结果恰恰相反。当统治者和官员们注意到理性的推动作用时,只会使他们的权力得以扩大,权威得以提高,付出代价的则往往是穷人、弱者和失语之人。

部分哲人如魁奈(Quesnay)和米拉波(Mirabeau)——人称重农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将会促进繁荣,但当法国的粮食贸易最终解除管制时,获利的是商人,而穷人则大受其害。与此类似,部分学者称,恰是哲人们所支持的削弱宗教的主张,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时期的道德虚无主义。

据此,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其《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书中认为,理性如此频繁地与“绝对主义”亲密结合并非偶然。

原因是,理性与科学并不会促进自由,相反,由于它们强调要对真伪和对错做“绝对”区分,反对价值观的多元化,因此会促进绝对主义思维方式的形成。沿着同样的思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启蒙运动的原则和绝对主义的政策以理性施政的名义相结合,进而催生了残酷的社会政策。

例如,许多不适应社会环境之人,例如老人、病人、乞丐、轻罪犯以及疯子,都被驱赶出了街道,并被当作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渣滓而集中关押在收容所中。

这里所谓“开明”的行为实际上是迫害。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启蒙运动假装宣传宽容和多元论,但却推动了帝国主义理性中绝对主义的形成。因此,不要急于赞扬启蒙知识分子尝试解决社会问题的举措,我们也要去衡量其政策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对思想意识的影响。

为乞讨者及其依赖救济而生的屈辱生活哀叹是一回事,但找到解决以贫困为征兆的各种问题的有效措施则是另一回事。本书第3章和第4章将分别考察启蒙运动的政治宣言与宗教宣言。

众所周知,让—雅克·卢梭很久之前就认为,其他哲人以理性、文明和进步的名义所提出的政策中,多数实际上只会使人类的自由、道德和幸福日益减少。这个日内瓦人与伏尔泰的无信仰论和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做斗争,因为这两者在他看来都是堕落的。

但卢梭始终都被后人视为启蒙运动的一座灯塔,这也确实名副其实,因为在痛恨旧制度的程度上无人能出其右。如果说如此千差万别的改革者们都能在启蒙运动的旗帜之下战斗,难道这不就表明“启蒙运动”这个词语的内涵并不清晰,只让人徒增困惑吗?

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并非启蒙运动所独有。没有这些概念,概括归纳就变得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时常离不开这些不合时宜的词汇,毕竟时人并不会主动为自己打上诸如改革者、激进派、保守派等标签。无论如何,所谓“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确实认为,自己给那些蒙昧之人带来了光明。

不过,我们所谓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源自于以下事实的特别问题,即与历史上某些发挥媒介作用的组织如政治团体、宗教派别等不同的是,它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章程、信条、方案或党派组织,也并不局限于某种明确的“思想”和“主义”。“非国教派”反对英格兰国教会,“宪章派”支持人民宪章,但启蒙运动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博爱党”也没有政党宣言。因此,启蒙运动必然呈现出形态不一、多种多样的面貌。

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完全弃用启蒙运动这个提法就会更好,相反,我们应该面对这场运动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如前所述,彼得·盖伊认为“只有一种启蒙运动”,而亨利·梅则令人信服地在北美发现了四种类型相当不同的启蒙运动。

我们不妨接受梅的启发,进而可以发现这种多样性,或者说公开信条的缺失,也正是18世纪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特征之一:也许这是其特殊的优点,但如果与纲领完善的组织如耶稣会相比,也可能是其致命的缺点。

难以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启蒙运动推崇“世界主义”,但其特质、关注重点和发展方向却是因地、因国而异。本书第6章将讨论这一点。当我们在最后一章衡量“伟人世纪”(siècle des lumières)的影响和意义时必须记住启蒙运动的这种高度多样化的特点。

如果我们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弃之不顾,断定法国大革命并非源自启蒙运动,这一结论是否过于肯定,如同说共产党并未在某些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受到启蒙的活动家们也许从未设想过如此明确的目标。

因此,当最后我们要评价启蒙运动的成就时,如果还期待能够发现某一特定人群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之为“进步”的措施,那就大错特错了。与之相对,我们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评判:是否有许多人——即便不是全体的人民大众——的思维习惯、情感类型和行为特征有所改变。考虑到这是一场旨在开启人民心智、改变人民思想、鼓励人民思考的运动,我们应该会预料到,其结果定然是多种多样的。

确实,如果我们将启蒙运动视作欧洲历史上那个随着识字能力和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出版物的传播,进而世俗知识分子崛起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关键点,那将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接受教育不再如通常那样主要是国王官员或者教会代言人的特权。

笔杆也许不如刀剑那般强大有力,但启蒙运动中的词句确被证明是危险的武器。以笔为武器者不是向专制君主卑躬屈膝的御用文士,而是海盗,即思想的劫掠者,正是他们使得“自由社会”的思想混乱状态延续至今。本书的结尾部分将对以上论断予以更为详细的阐释,不过,首先有必要对哲人们努力推动的思想革命进行考察。

相关阅读
  • 【西方启蒙运动】“人之神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的直接遗产吗?

    【西方启蒙运动】“人之神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的直接遗产吗?

    2020-02-15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柏林洪堡大学神学院宗教社会学教授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柏林洪堡大学神学院宗教社会学教授汉斯约阿斯(Hans Joas)于近日访问北京大学。

  •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外国教育史知识点汇总(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外国教育史知识点汇总(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

    2020-02-15

    外国教育史知识点汇总(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彼得拉克是文艺复兴之父弗吉里奥第一个表达了文艺复兴教育思想维多利诺创办的快乐之家成为人文主义学校的发源地格里诺是西塞罗文体形式化的奠基者。

  • 【启蒙运动的意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意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

    2020-02-15

    现在的文坛看似一团和气,实则乌烟瘴气,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创作伟大的作品?王蒙说“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期。”而我却没有看到真正好的作品,还没发现有真正的大师,引领中国文学继续前行。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

  • 【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是谁】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是谁】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

    2020-02-15

    (出生和逝世于德国柯尼斯堡,德国作家、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来源网络导读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