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人民的名义 不为人民服务的田壮壮

2018-10-22 - 田壮壮

2017年金马奖结束,得奖演员里没有田壮壮的名字。冯小刚做到的事,他没有做到。这是很正常的。毕竟,他的真正身份是导演,并且是个不拍贺岁片的导演。

用今天的话说,田壮壮是一个“星二代”、“艺二代”和“官二代”。

田壮壮人民的名义 不为人民服务的田壮壮
田壮壮人民的名义 不为人民服务的田壮壮

1952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电影世家。父亲田方既是演员,又是文艺干线的领导,曾参与组建北京电影制片厂,并出任首任厂长,后来又担任电影局的副局长。母亲于蓝是著名演员,代表角色有《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1962年入选了“新中国22大影星”。

田壮壮人民的名义 不为人民服务的田壮壮
田壮壮人民的名义 不为人民服务的田壮壮

与田壮壮相似出身的还有陈凯歌,两人同岁,后者的父亲是北影厂的导演陈怀皑,以拍戏曲片见长,从小就教他诗词。陈凯歌后来喜欢拍古典题材,就是小时候中毒太深。不过,田壮壮的父母来自延安,兼有革命家的身份,而陈凯歌的父亲是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

“文革”时期,田方和于蓝都受到批斗,下放劳动。家里也被红卫兵给抄了,只留下一堆书。田壮壮一头扎进书里,阅读了大量名著。同时,他还学会了一件事——抽烟。1968年,他从北京十三中毕业,被派往吉林镇赉县插队。

陈凯歌到火车站送他,塞给他两包中华。远处的于蓝看见了,有些惊讶,也有些伤心。其实之前,田壮壮还去看望了父亲,隔着铁门,两人对视了很久。他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无言的关怀。父亲扛着铁锹干活去了,他呆在原地抽了一小时烟。

到了农场,大家听说他是于蓝的儿子,都很好奇。有的人甚至跑了几十公里路来看他,围着一圈议论着,他是长得像爸,还是像妈。他说,看什么看,我就是我。第二年,他入了伍,因为懂得操作相机,做了部队的摄影员,负责给首长照相。

1974年,父亲田方去世,次年田壮壮复员回京,被安排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起初师傅觉得他是干部子弟,什么都不会,不爱搭理他。他端茶、打饭、扛机器,悉心伺候。师傅便开始教他拍电影。第一次开摄影机时,感觉“血都要爆出来了,浑身上下有一股舒坦劲儿,麻酥酥的”。那一刻,他想哭。

同样痴迷摄影的还有千里之外陕西咸阳棉纺厂的一个工人,名叫张艺谋。因为被一幅油画的色彩感染,他决定学摄影(觉得学画太迟了),攒了两年的钱买了一台海鸥相机。为了拍出好风景,曾11次上华山。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田壮壮本想考摄影系,但是26岁超龄了,只能选择导演系。比他还大两岁的张艺谋也遇到这个问题。朋友田钧给他出了个注意,让他拿作品去找分管北影的文化部长黄镇。张艺谋便精心做了一套影集,然后通过妻子肖华的姐夫的关系,找到了画家华君武,转交给黄镇。黄镇看了后,觉得张艺谋是个人才,建议北影考虑破格录取。最后,张艺谋成为那一届年龄最大的学生。

参加考试时,导演系的题目是分析影片《英雄儿女》,正是田方主演的电影。田壮壮对这片太熟悉了,小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听叔叔们和父亲讨论此片的拍法。只用了半小时,他就答完了卷子。走出考场,他买了一包香烟和几支冰棍,站在大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等待陈凯歌。陈凯歌爱好文学,本来想考北大中文系,但落榜了,只好来考电影学院。

考政治的时候,田壮壮骑车去找伙伴儿何平(不是拍《双旗镇刀客》的那个何平),一起去考场。何平的父亲何文今是田方的好哥们儿。进门后,老何正在翻一张报纸,告诉俩人说,肯定会考“双百”方针,你们读读。结果到了考场,田壮壮打开试卷一看,还真有这道题,并且占了七十分。

就这样,田壮壮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地走上了电影道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招生考试的这天,被《电影手册》评为20世纪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上学时期的田壮壮,不修边幅,看起来落拓不羁,有一副导演的孤傲范儿。没有剃须刀,用剪子修理的胡子,冒着硬茬。夏天一身绿军装,冬天光穿军棉袄,不罩外衣。整天烟不离手,说话满嘴脏字。同学们觉得,他年龄比张艺谋要小,但看起来却苍老的多。

在学院篮球队中,陈凯歌打中锋,张艺谋打前锋,田壮壮打后卫。这种排兵布阵也仿佛暗示了他们之后的发展。陈凯歌有些中流砥柱的份量,一部《黄土地》率先受到国际注意,后来的《霸王别姬》也无可超越。张艺谋擅长得分,作品多,票房高。而田壮壮躲在后面,扮演助攻者的角色。

大三时,学校新进了一批设备,为了检验性能,便让导演系的同学试一试。田壮壮和另外两名同学接受了任务,把一篇史铁生的小说改编成了电视短片《我们的角落》。片子送到电视台后,没有被通过,理由是太低沉灰色。这一开门黑不是个好兆头。

之后在拍短片《小院》时,田壮壮是导演,张艺谋和其他摄影系的同学是摄影师。短片还未全部完工,刚刚上任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交给儿子一个剧本和30万块钱,让他去云南拍摄《红象》。这就是作为“二代”的好处。田壮壮便和张艺谋等人一起进了云南大山。这是他们在学校的几次合作,此后再没有机会。

1982年毕业分配时,遵循的是回原籍的原则。田壮壮回到了北影厂,陈凯歌去了儿影厂。张艺谋按说可以回西影厂,但这时广西电影制片厂专程来学校要人才,张艺谋等人被列入了名单。因为地方偏僻,大家都不想去。田壮壮为人仗义,听说张艺谋要去广西,一下子急了,回家找母亲帮忙。于蓝代表儿影厂向学校要一名摄影,但没有成功。张艺谋只好认命。

那时的中国电影界有一套论资排辈的行规,新人进厂之后,先得从场记干起,然后再当导演助理,经过十来年才有机会碰导筒,并且还要把著名导演的名字挂在前面,名为“联合导演”。但田壮壮和厂子里的导演都很熟,很快就做了“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凌子风的助手,开始筹拍沈从文的《边城》。

他拿了厂里给的一笔钱,出去选演员。趁这个机会,他把分配到各地的老同学都看望了一遍。广西制片厂很重视分来的同学,张艺谋、张军钊等人率先得到了拍片机会,正在策划《一个和八个》。田壮壮去了之后,白天主动承担起买菜做饭的活儿,让他们安心写剧本,晚上就和他们一起讨论。

从广西回京后,田壮壮遇上昆明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严婷婷拿了一个青春题材的剧本《九月》给于蓝审查。于蓝看了后,觉得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出于尊重,严婷婷也把剧本给田壮壮看了。田壮壮认为本子已经具备了拍摄基础,说如果给他机会,完全可以马上拍。大家觉得他在开玩笑,没当真。

严婷婷回到单位汇报情况时,顺便也把田壮壮的话讲了。厂长听了很好奇,决定亲自来北京和这个“狂人”谈一谈。结果不到一小时,厂长就答应让他导演,给他45万块钱,唯一的条件是要过审。

当时的中国电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制片厂只负责拍片,然后由中国电影公司统一购买和销售。一般,一部电影的底价是70万。也就是说,只要田壮壮把片子拍出来,厂里就能赚到20多万。

田壮壮请来了李少红、张建亚等同学一起帮忙。片子拍完后,在北影厂举行了看片会。放映结束,近百人的影厅没一个人开口。最后还是凌子风发了言,说,壮壮,等你下一部片子我再表态吧,这部我实在看不懂。大家都偷着笑。田壮壮倒是很坦然,没有因为前辈有意见就要去修改的意思。幸运的是,这部片送到电影局后,竟然通过了。

此后,几乎他的每部电影的首映会都是类似状况,“看不懂”成为观众最普遍的反映。

给凌子风做副导演时,田壮壮认识了蒙古作家江浩,很欣赏他的才华,便邀请一起写剧本。两人先是写了《猎场扎撒》,递到厂里后,没有通过。接着又写了《盗马贼》。那个时候,电影厂的工作很单纯,本子写完了就完了,没有想到必须要拍出来。

有天晚上,田壮壮正在一个国际电影回顾展上看马丁•斯科塞斯的影片,突然接到江浩的电话,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猎场扎撒》。他便跑到内蒙去,得到了几本胶卷,在草原上晃荡着拍起来。摄影师是同学侯咏和吕乐。影片主要内容就是对牧民日常生活的记录,影像凌厉而暴烈,和大家习惯的故事片很不同。

作家王朔在谈到《猎场扎撒》给人的感觉时更形象,“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了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当大家一直在高喊“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田壮壮偏偏“不为人民服务”,有意识地与观众保持距离。

主管审片的官员以看不懂为由,把影片给毙了。此时,荷兰左派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的出现,挽救了田壮壮的命运。伊文思和中国官方密切,当时担任着文化部的顾问。他看了影片后,大加赞赏,便给文化部前领导夏衍打电话,问为什么这么好的电影没有通过。夏衍责成电影局的人再看一遍,于是就通过了。

同期,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的《黄土地》也出来了,尽管故事比较散淡,影像的冲击力也强烈,但起码比田壮壮的《猎场扎撒》好理解一些。

之后,西影厂的吴天明大力扶持青年导演的创作,田壮壮又获得了拍《盗马贼》的机会。在青海玉树拍摄时,剧组大部分人都不理解他想表达什么,纷纷找他要解释。没办法,只好召开会议,他勉强把剧本解释了一下,还是有人不明白。私下里,田壮壮说,傻逼,叫你拍什么你就拍什么不得了,瞎他妈问什么?

影片记录了包括天葬在内的一系列西藏宗教仪式。拍的时候很顺利,想拍天葬,就不断有尸体来。拍完后就不顺了。看片时,吴天明很沮丧,反应只有三个字:没想到。文艺评论家李陀看完后,问他,你能告诉我这片子是说什么的吗?田壮壮的回答是,你觉着是什么就是什么。

片子拿到北大去放映。放完了,大家拼命鼓掌。有人问旁边的一个女生,你真的认为这部影片好吗?女生想了半天,说,我能从里面感受到一种情绪,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情绪,它好像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这个女生的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时的田壮壮很偏执,想用电影去表达“关于人的本体、信仰、生死的东西”,认为电影应该“让观众去感觉,而不是把故事讲给观众听。”

不过,当田壮壮把影片拿去给伊文思看后,伊文思说,对不起,这一次我没太看懂。田壮壮便又安排他看了一遍,同看的还有阿城的父亲钟惦棐。伊文思看完后,点头赞赏,也不知是不是真懂了。钟惦棐说听说没有任何评论来谈田壮壮的电影,认为是中国电影的耻辱,说要亲自写一篇。田壮壮开玩笑说,我的电影没有评论者。没想到,十多天后,钟惦棐就去世了。

《盗马贼》送审的时候,电影局说,这片子要想过,必须得大剪。于是,咔嚓咔嚓剪起来。剪完后,田壮壮说,我觉得你跟天葬台似的。

他起身走了。

《盗马贼》的事对田壮壮触动很大,他觉得作品不管好坏,这些人太不尊重劳动了。自此,他有些心灰意冷,谁给钱,谁拿剧本,那就给谁拍吧。

1987年,他改编了老舍的小说《鼓书艺人》,把书里的一点进步思想内容给去掉了。老舍的儿子舒乙很不满,说他不尊重原著。双方大吵了一架。他说,要么咱们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对这件事是不是有意见。舒乙给气走了。他就是这么横。

1988年,田壮壮执导了中国第一部反映女性未婚先孕题材的电影《特别手术室》。影片过了审查,但由于操作上的原因,一直没有发行,直到2005年才以音像制品的方式面众。这两部影片都由他的表妹夫李雪健主演。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是田壮壮的表妹,把于蓝叫大姑。

同年,他拍摄了歌舞片《摇滚青年》,有拥抱、接吻、跳舞的特写镜头,受到欢迎,卖了300多个拷贝,创下当年的记录。之后他又拍摄了《大太监李莲英》。没活干的时候,他就打牌打麻将,放纵自己。而这时期张艺谋执导了处女作《红高粱》,获得柏林金熊奖最佳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在三大电影节上的首个大奖。陈凯歌去了美国留学。

这么混了几年,田壮壮也觉得没意思。1991年的某天晚上,他突然梦到了死神。这是一团云的形状,飘过来问他,你觉得我可怕吗?他说,你一点儿不可怕。死神说,死其实不可怕。醒来后,他一下子悟了,觉得人还是应该坚持自己想做的事,“一辈子拍不了多少东西,不能留下太多让人看着可笑的东西。”那年他40岁,刚好不惑。

随后,他开始筹拍《蓝风筝》,讲述建国后的社会运动对一个家庭的影响。他写了剧本拿去送审,电影局让修改。他虽然修改了,但拍的时候还是采用的原剧本。

为赶上参加1993年9月的东京国际电影节,《蓝风筝》在未过审的情况下,以日本片(有日本方投资)名义参赛。同样违规的还有张元私自送展的《北京杂种》。代表官方前往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提出抗议,要求撤片,遭到拒绝后便集体退出了电影节。“火上浇油”的是,《蓝风筝》最后还获得了最佳电影奖。

几个月后,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召开了一个支持中国地下电影的发布会,邀请了200多位国际记者参加。田壮壮也在场,但他发言说中国电影的问题不是靠声援就能解决的,这是中国自己的问题。组织者很不满意,觉得给他脸他不要脸。

这些事激怒了广播电影电视部,1994年3月12日下发了一个通知,吊销了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王光利7人的导演资格,相关单位不得协助他们拍摄作品,被称为电影史上的“七君子事件”。

田壮壮觉得自己有点冤,便去找部里的副书记田聪明说,我是审查没通过,有违规行为,但我拍的不是地下电影。田聪明告诉他,一年后会撤销这个处分。后来确实撤销了。

大家一直以为,田壮壮此后十年没有执导作品,是因为禁令,其实并非如此。遭禁的名声当然会影响到他获得资源,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他方面。

1994年,韩三平从峨眉电影制片厂调到北影厂任厂长。他给过田壮壮剧本,想让他拍主旋律片,田壮壮没有答应。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会拍马屁,但不会拍这种马屁。”

不过,作为北影厂的员工,他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他扶持了很多第六代导演的创作,相继监制了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等。在《长大成人》中,他还扮演了一个精神领袖角色——朱赫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张艺谋拍了《活着》,陈凯歌拍了巅峰之作《霸王别姬》,捧回了戛纳金棕榈。不管是从艺术成绩还是名利收获上来说,田壮壮都掉队了。

2002年2月,在王府井饭店举行的毕业20周年聚首活动中,表演系的谢园代表大家,给田壮壮颁发了一个“最佳沧桑奖”。的确,当时的他两鬓苍白、皱纹纵横,一脸岁月的痕迹,可谓实至名归。看着自己的同学此时都有了各自的山头,做着精神领袖,他也选了个地方,回母校任教。

同时,他也在创作上复出,重拍《小城之春》这部公认的经典。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一是因为它题材安全,二是因为还带点挑战,三是成本低,只需要三个演员和一个院子。毕竟10年了,大家都在盯着他,“必须得稳妥了”。影片由江志强的香港安乐公司投资。

新版《小城之春》除了引起学界的一番对比讨论外,没有掀起多大波澜。而同年,安乐公司投拍的张艺谋的《英雄》大火,很多已废弃的影院或文化宫,纷纷被改造成影院,以满足排片需求。国产电影开始爬起来了。

时代的变化并没有被田壮壮捕捉到,他此时最想拍的是《吴清源》,但迟迟找不到资金。之后,他去云南拍了一部关于茶马古道的纪录片《德拉姆》。影片在2005年1月11日举行的中国导演协会奖颁奖晚会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同天,田壮壮被发展为导演协会的会员。此时的他算是被组织接纳了,成为电影界的一员。

从世纪英雄公司找到投资后,《吴清源》终于启动。但田壮壮的着眼点不是去展现经典的对弈,而是企图探索吴清源的内心。和以往一样,他不会去拍大家熟悉的东西。影片拍摄中,公司出现财务危机,资金跟不上,他被困日本,差点回不了国。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后,又没钱做后期,底片压了两年多。

2007年,《吴清源》在上海电影节首映,还没放到一半,就有观众离场。这已经是大家熟悉的场景了。影片获得了金爵奖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但因为没有钱制作拷贝和宣传,未能上映。直到两年后,才搭上《狼灾记》的顺风车,进入了院线。

钱真是个好东西,田壮壮也有些抗不住潮流了。《英雄》成功后,江志强对第五代导演的信息倍增,于2009年支持田壮壮拍摄《狼灾记》。这个剧本是侯孝贤在90年代就推荐给他的,当时市场不景气,一直放着没动。影片以商业片形式运作,请来了明星小田切让、MaggieQ,也加入了武侠动作元素。

不过,投资者还是看错了田壮壮。他依然没有想去为人民服务,“从内心讲,我没有让商业这两个字对我的创作有过一次干扰。”《狼灾记》是一部分裂作品,既没有讲好故事,也没有表达好思想,就像片中那些狼的模样,狼不像狼,狗不像狗的。

为了宣传电影,田壮壮破天荒地上了电视节目,和影评人来了一次对话。如今网上很红的那位喜欢给影片打1分的赛人,在节目上说“如果没有把田壮壮的每一部电影都看过的话,那是电影学院考试过不了关的。”田壮壮害羞得低下了头。尽管如此,也没有改变影片失败的命运。多年过去,《狼灾记》的豆瓣评分停留在4.3分,好于0%的剧情片。

此后,田壮壮再未导过电影。

多年来,真正困扰田壮壮的,不是他有没有拍片,有没有名利,而是媒体对他的解读。

当年拍完《盗马贼》后,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记者对他说,田导,我很喜欢您的电影,但是我没看懂。田壮壮有些生气,心想,你看不懂,干嘛喜欢呢。他调侃说,那不是给你拍的,是给下一世纪的人拍的。记者很敏感,把这句话作为标题刊登了出来,引起一阵喧哗。《大众电影》连续两期刊登文章进行批驳。这句话自此也成为他的经典名言,常被拿来调侃那些文艺片导演。在去年程耳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还成为了台词。

因为田壮壮甚少拍片,把名声保留在了被浪漫化的八十年代。当观众对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商业大片失望后,总是喜欢从他身上找精神慰藉。于是,诸如“第五代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五代的最后尊严”等皇冠便纷纷戴到了他的头上。

田壮壮倒是很机灵,没有被拉进坑里,他说:“这种说法让我挺惭愧挺难过,有一天我想挣点钱都不敢挣了。另外,我觉得商业比艺术难做。”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时,他会拿老同学的作品当教材,在课堂上放《千里走单骑》、《无极》。

这样一来,媒体拍马屁便容易拍偏。在上海电影节的颁奖礼上,主持人赞美田壮壮“耐得住寂寞,始终坚持艺术电影”,田壮壮直接抢过话筒说:“你别受媒体的蛊惑,其实我并不寂寞。”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替他可惜。田壮壮并不以为然,“我没觉得自己可惜啊,我做了好多事儿都跟电影有关。”

2012年,60岁的田壮壮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2016年1月,他被聘为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首席教授。5月份,又被聘为学院的副院长。而在此前的2015年7月,陈凯歌已受聘为院长。一对发小以这种形式再次共事。

如果不是参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田壮壮或许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走向历史深处。之前拍《吴清源》时,他邀请张艾嘉出演了吴清源的妈妈,所以这次来“还债”。因为影片宣传和入围金马奖的缘故,田壮壮也跟着主创团队参加了多次访谈。幸运的是,现在的记者不太记得当年的风云历史,注意力倒是被他扮演的“暖男”父亲所吸引。

在前年金马奖上,导演冯小刚得了个影帝。所以,这次田壮壮入围最佳男主角后,大家盼着他也能得一个。看着职业演员被羞辱,毕竟能乐呵乐呵。最终,愿望没有实现。田壮壮还是那个不为人民服务的田壮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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