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安是邓小平的什么人 邓小平:我们庆幸他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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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安是邓小平的什么人

发表时间:2017/1/7 9:28:04

“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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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92年初邓小平出发南方谈话之前不久,前一年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宣告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傍晚的电视讲话中追思故国时说,他“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

更早些时候,几乎旦夕之间共产党就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纷纷丧失了政权。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和平演变”看上去无往而不胜。1987年6月,当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其著名的演说之时——“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

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谁曾料到,仅仅30个月之后,这道曾经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有着15道防线的墙就真的塌掉?邓小平出发时,这个世界已经与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一个完全不同了。冷战结束了,笼罩在人类头顶上的核战争的阴霾散去了大半,共产党的前途则遭遇到了空前强劲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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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不利于邓小平的是,他已经88岁了,远不如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们年轻和朝气蓬勃,而且中国国内的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已经持续高涨了一段时间;有利于他的,则是他在党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将认真思考他的指导,另外他本人仍旧头脑清醒、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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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让中国富强起来,同时捍卫他已经加入了6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为社会主义寻找前途。在政治上他不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与中国独立自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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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最清醒的一点却恰恰表现在,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而在于中国自己。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弥漫着紧张空气,经济活动则陷入到了死水微澜之中。一百年多以来,中国又一次面临“将向何处去”的问题。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柯文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西方的挑战”来临之日,往往也正是“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确立之时。与1978年那一次不同,这一次中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替国家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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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后的今天,无论中国仍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面临何种新问题,我们都应该庆幸这个人是邓小平。他做出的选择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积极的一面:灵活、敏锐、尊重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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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南方周末追溯性地把邓小平评选为1992年“年度人物”的原因。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之下,一个依赖明智的领袖的国家也许不够好,但是要比只有不明智的领袖可以依赖的国家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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