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国学院 汤用彤的风度与境界

2019-01-30 - 汤用彤

“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著名学者季羡林用这三个词语来评价国学大师汤用彤,可见其学问博大精深。

1917年,汤用彤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和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执教,1931年开始执教北京大学,此后,他的名字与北大哲学系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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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风度】

20世纪30年代,北大校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汤用彤沉潜、钱穆高明、蒙文通汪洋恣肆,是“北大岁寒三友”。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这段时光,熊十力、蒙文通、钱穆、汤用彤、梁漱溟、林宰平等经常聚会,熊、蒙就佛学、理学争辩不休,熊、梁谈及政事,亦有争议,唯独汤用彤“每沉默不发一言”——这完全是他生性不喜与人争使然,钱穆称赞他为“柳下惠圣之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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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7日,胡适为汤用彤校阅《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赞“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唯不同意汤用彤否定佛教从海道来中国之说。就在这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被胡适记录到日记中。汤用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则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二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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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汤用彤陪同母亲消暑于牯岭,与钱穆同游匡庐佳胜,读书著文。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颇感“自愧无地”。年底,汤用彤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因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旋往南岳。1938年春,湯用彤、贺麟等取道广西,转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汤用彤任联大哲学心理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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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大时,汤用彤一人就开了七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冯契回忆道:“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繁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

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在联大学生的记忆中,汤用彤上课时总提一布袋,着布鞋、布大褂,数年如一日。他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没有重复,语调也没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使用英语。听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休想跟上,所以只能埋头赶记笔记。因此,在课堂上,除了汤用彤的讲课声外,都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

汤用彤在国难和家难接踵而至的艰苦岁月里,完成了佛教史等开山之作。1944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一等奖(哲学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社会科学类一等奖。后来,季羡林拿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例加以分析。

“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一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成书后,汤用彤打算写定《隋唐佛教史》,于是把有关的佛教书籍如《大正大藏》《宋藏遗珍》等装箱南运长沙。

未久,学校西迁昆明,不幸将两大箱珍贵的佛教典籍丢失。手中虽有讲义,但撰写大著材料不够丰富,汤用彤只得“割爱”,转治魏晋玄学。在这期间,他始得一子,起名汤一玄,纪念这段专注于魏晋玄学研究的日子。

和联大的一些学者相比,汤用彤虽从不热衷于政治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敏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导致国共关系紧张,大后方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盛传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出黑名单,即将派武装到西南联大进行大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停止地下党领导的联大学生团体“群社”的活动,并把很多骨干疏散到乡下去。联大哲学心理系学生冯契到昆明郊区龙头村北大文科研究所暂住。

一天,汤用彤先生来了,他悄悄地问冯契:“哲学系有几个学生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吗?”冯契说:“不知道。”“不会被捕了吧?”“没有听说。”“你不会走吧?”冯契踌躇了一下说:“暂时不会走。”汤用彤叹了一口气,说:“希望你能留下来。

”这次简短的对话给冯契留下很深的记忆。他说:“我原以为汤先生是个不问政治的学者,他洁身自好,抱狷者有所不为的生活态度,想不到在这严峻的时刻,他对进步学生如此爱护,如此关心。而且他这种关心是真诚的,这就使得我在情感上跟他更接近了些。”

但这位“真正的大师”也并不是一味的严肃,也有幽默的一面。

1943年暑假,联大文史讲座继续进行,唐兰讲“甲骨文”,游国恩讲“楚辞中的女性”,吴晗讲“唐宋时代的战争”,浦江清讲“中国小说之演化”。贺麟讲“知行合一新论”,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有所发挥。他说大学教授运用大脑,是大学教授的“知行合一”,舞女运用大腿,是舞女的“知行合一”。主持讲演会的汤用彤宣布散会时说:“我们运用大脑完了,也该运用我们的大腿了。”语毕,满堂大笑。

【家国相连】

1893年,汤用彤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籍湖北黄梅。父亲汤霖,号雨三,人称“雨三公”,光绪十六年进士,做过几任知县,后数任甘肃乡试同考官,并于1906年与陈曾佑等合办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雨三公是一位道德、学问均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为官清廉,先后在兰州、北京设馆授徒,平日最喜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

小时候的汤用彤很少说话,家人还以为他不太聪明。三岁多时的一天,他一人坐在门坎上,从头到尾模仿父亲的腔调吟诵《哀江南》,彼时雨三公就站在他身后,大吃一惊,遂决定将他领到自己的教馆中受教。“幼承庭训,早览乙部”,汤用彤由此开始了对国学的浓厚兴趣。

抗战爆发后,战火将汤用彤一家分离,“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1939年夏天,汤用彤由昆明经上海至天津,想到北平接夫人张敬平和儿女南下。汤用彤到了天津,不料遇到洪水,只好望洋兴叹,独自返回昆明。汤一介在《到云南与父亲团聚》文中写道:“这次他没有到北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伯父汤用彬已任北平伪政权的秘书处主任,和日本人过往甚密……听母亲说,伯父与北平的政要和学界商量好要把我父亲留在北平,如果父亲到了北平,总会有不少麻烦。

汤用彤没有接到家人,夫人张敬平打算带着孩子奔赴昆明,邓以蛰先生听说了,请求她带上自己的女儿邓仲先、儿子邓稼先一起同行。1939年底,张敬平带着二儿子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以及邓仲先、邓稼先同行,踏上了南渡的漫漫长途,辗转天津、上海、香港、河内,再到昆明。

汤用彤在越南海防检查站迎接夫人和孩子们,一家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因没看到大儿子汤一雄的身影,张敬平连忙询问。汤用彤说:“一雄要上课,不能来。”此刻的张敬平还不知道,汤一雄已不在人世了。

汤用彤在昆明时期经历了痛失爱子的打击。汤一雄是联大剧团里一位十分优秀的演员,在演出话剧《夜光杯》时,他阑尾炎发作,疼痛难忍,然而,当时演出已经开始,临时替换演员已没有可能,为了演出成功,汤一雄硬是忍着腹部剧烈疼痛,连续参演,最后昏厥在后台边上。同学们把他抬到医院抢救,可惜为时已晚,他永远地告别了联大校园。

就在汤用彤夫妇的痛苦渐渐平息之时,又遭遇不测。1944年初,汤用彤的爱女汤一平病逝于昆明。

抗战胜利后,汤用彤一家回到北平。短暂的和平如同昙花一现,随即被国共内战的阴云笼罩。国民党抢救平津的人才,送给汤用彤先生机票,让他南下。中共地下党通过汪子嵩做工作,想让汤用彤先生留下来。此时的汤用彤已失去了爱子和爱女,他不想再和儿子汤一介骨肉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汤家多了一位新的家庭成员——儿媳妇乐黛云。

乐黛云当年是一位激進的左倾学生。1952年夏天,她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而早在昆明时期,汤一介在中学时便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曾因读《西行漫记》与几个同学组织去延安,结果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抓了起来,遣返昆明。

这对“革命青年”举办婚礼的第二天,汤用彤在北京东单的一个饭店设了两桌宴席,请客亲朋好友。结果乐黛云跟汤一介商量了一下,说请的这些客人全是“资产阶级”,我俩作为革命青年,不能参加。汤用彤听罢,并没生气。1958年,乐黛云被补划为右派。汤用彤听后觉得很奇怪:“媳妇要跟我划清界限,她怎么会是右派?”

1963年国庆,毛泽东点名让一些知识分子上天安门,其中包括汤用彤。汤用彤考虑再三,决定带上儿子汤一介、儿媳乐黛云(摘帽右派)。在城楼观礼时,毛泽东对汤用彤说:你病了以后写的那些短文章,我全看了,既然生病了,以后就别再写长文章了。

回到北大后,“汤用彤带摘帽右派去天安门城楼见毛主席”这事儿就传开了,原来有人偷偷地给北大党委打了小报告,说老先生上天安门,居然带了一个右派去见毛主席,万一她说了反动的话怎么办。

1958年,政治气候紧张,汤一介产生了浓重的悲观情绪。汤用彤把他收藏的一幅画拿出来,展示给汤一介。那是汤霖61岁生日时,他的学生为祝寿作的画《颐园老人生日 游图》。汤霖在这图上写了一个序,其中有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汤用彤要汤一介记住这两句,并以此来告诫他如何做人。这几句话最后成为了“汤氏家训”。

汤用彤希望儿子读书、治学,有意选择“一介书生”的含义为儿子取名“一介”。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汤用彤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一生读书做学问,可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很难完整地做到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丝毫不受政治的影响。经历过“文革”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作为“梁效”成员之一的汤一介,最终回归书生本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书。

晚年汤一介主持《儒藏》编纂工程,这一工程使我们拥有一部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汤一介集》中第九卷《深夜一盏灯》,收录了他的散文和随笔,其中写到自己的家世。一百多年来,汤家书桌上的一盏明灯,驱散了黑暗,象征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精神。汤一介父子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薪火相传。

【淡泊名利】

汪子嵩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就读时,用生动形象的笔墨,描摹了西南联大哲学系三位教授的形象:“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时,我们做学生的,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在另一位哲学系学生的记忆中,汤用彤被称为“汤菩萨”。不仅因为汤先生是研究佛教的权威,也是因为他的形象,以及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张世英的回忆录《归途》中便如此记道:

他和他夫人关系特别好,虽然他们结婚是受父母之命,他夫人识字不多,但很贤惠,长得很漂亮,属于旧式妇女。有一次,碰到汤夫人,我们就问她:“你和汤先生关系特别好吧?汤先生特别爱你吧?”她说,是啊!人家说我是一朵好鲜花,献给活菩萨。

吴宓夫人陈心一也说,“汤菩萨”这个绰号,意为汤先生为人一团和气,又是热心肠,不论对待青年学子,还是不同门派的朋友,均一视同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有求必应。

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成立“驻北平办事处”,傅斯年邀请汤用彤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汤用彤如数全额退还,婉言谢绝:“我已经在北大领取薪水,不能再拿另一份。”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汤用彤的学术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给的稿费很低,汤用彤根本不知道稿费标准,对此毫不过问。向达得知后,实在看不下去,找到中华书局提意见,中华书局随后提高了稿酬标准。

汤一介在《我们一家三代人》一书中透露:“1949年后,我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给了八千元,我母亲颇不高兴,但我父亲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对金钱如此,对名誉也是淡然处之。1944年,汤用彤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得教育部授予的最高奖。得知获奖的消息后,他并没有喜出望外,而是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言外之意,他的著作不需要外界的评奖来认可,哪怕是政府的肯定。

汤用彤一生淡泊名利,无论是当教授教书,还是在1949年前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以及1949年后担任北大副校长,他都能够淡然处之,因而在北大同人的眼里,汤用彤先生的工作从来都被看作是无可指责。

1951年下半年,汤用彤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管校园基建。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的学生郑昕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时说:“汤先生任系主任时行无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聘请胡适为文学院院长。1931年夏,汤用彤由南京中央大学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教授。自此,汤用彤与胡适一直共事(抗战时期胡适担任驻美大使除外),直至1948年底胡适南下为止。

解放军包围北平后,汤用彤选择留在北大,胡适则选择了离开。1948年12月15日,接胡适南下的专机停在南苑机场。胡适离开北平前,匆匆留下了一张便条给汤用彤和郑天挺,便条上写道:今早及今午,接连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另有一种说法是,胡适临走前留下了两张条子,一写“校务由汤用彤代理”,但汤未同意;另一张拟托汤用彤、周炳琳和郑天挺维持北大校务,汤当时回应:“还是人多一些好。”

胡适走后,北大进入一个新的时代。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与胡适关系亲密的杨振声被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郑天挺被调往南开大学,汤用彤担任北京大学唯一的副校长。

但当政治运动来临,批判胡适的风潮顿起,汤用彤又如何在批胡运动中独善其身呢?

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与胡适彻底划清界限。汤用彤的内心矛盾、不安,并没有按指示行事。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先生讲,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这样的失态之举,由此可见其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

当晚回到家里,汤用彤即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汤用彤的儿媳乐黛云写道:“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金岳霖听到好友汤用彤患脑溢血住院,说了一句颇为伤感的话:“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

其实,汤用彤内心很清楚,他不批判胡适,就可能成为众人批判的对象。此前,汤用彤已领教过政治风云的突变——当时批判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好友钱端升。钱指出,“比我负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

拒批胡适引起脑溢血后,汤用彤手不能写,腿不能走,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乐黛云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用笔記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其中有一件事情让乐黛云终生难忘。

汤先生在口述中,曾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乐黛云不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写,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汤用彤非常惊讶,问她:“你连《诗经》都没通读过一遍吗?《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乐黛云被汤先生这么一问,羞愧万分,回道:“解放后,我们中文系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

”汤用彤听了,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耐心地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思,‘梗是‘灾害的意思。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危难。”

1964年五一节,汤用彤病重,住进了医院。乐黛云早晨去伺候公公,6点多出来的时候,汤用彤还在床上冲她招了招手说再见。乐黛云回到家里,便接到了婆婆的来电。话筒中,婆婆嚎啕大哭,泣不成声,说老先生已经走了。

汤用彤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五一节万岁”,说完便撒手人寰。

5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汤用彤逝世的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汤用彤先生,于1964年5月1日上午10点15分病逝,享年71岁,停灵嘉兴寺,定五月五日公祭,治丧委员会主祭人陈毅谨启。”

汤用彤不幸病逝,引发了另一个不幸。汤用彤、吴宓和王复初(名正基)在清华学堂是同学,后又一同留美,友情深厚。王复初闻听汤用彤病逝后,悲痛万分,5月3日5时作《挽汤锡予诗》,写至最后一句,忽中风,倒地而逝。

汤用彤始终主张学术和政治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止一次说过:“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以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贡献,对后人有影响。至少,看中国史,历代都是如此。”汤用彤先生是一位哲学家,对时代有深刻的洞察力,这样的话,可谓真知灼见。但任凭是谁,也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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