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燕京末日】巫宁坤:燕京末日

2019-12-27 - 巫宁坤

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

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

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

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

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

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

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

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

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

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

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

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

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

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

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

)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

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

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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